记者 姜欣欣

　　本期做客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徐诺金

　　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较，还是与一些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的消费率相比较，目前我国的消费率都明显偏低，且在近几年出现了加速下降的态势。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怎样看待这种现象？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徐诺金做客《首席观点》栏目。他认为：虽然造成当前我国消费率低的原因有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体制性因素，但当前我国消费率的下降有其客观规律性，与工业化发展阶段消费率趋于下降的一般变化规律相吻合。在规律性、制度性、体制性因素难以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提高我国消费率的办法仍有赖于投资的扩大。而从长期来看，消费率的提高则有赖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成熟以及体制性、制度性方面的逐步完善。

　　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特征

　　记者：近年来，您一直在关注和跟踪消费率这一重要经济指标。在您看来，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有何特点？

　　徐诺金：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通过对我国消费率的研究，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主要呈现以下六个方面特点：我国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在近几年呈现加速下降趋势；我国消费率的持续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引起的；城镇居民消费率总体上趋于上升，而农村居民消费率趋于下降；我国西部地区消费率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我国各地区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总体上呈反向变动关系；我国各地区消费率与收入水平总体上呈反向变动关系。

　　记者：这一变化趋势是否符合工业化过程中消费率的规律性特征呢？

　　徐诺金：在一国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率存在先降后升的规律性特征。目前，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特征，完全符合这一规律。因为随着经济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国民收入出现快速增长，人们的消费水平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没有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因此，这个时期往往是消费率下降、储蓄率提高的阶段，也是社会储蓄增多和国家积累能力增强的时期；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后，民众才能放心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消费率就会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阶段。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但尚未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的这个时期，我国的消费率存在下降趋势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加快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所必须的。没有低消费率，就没有高储蓄率；没有高储蓄率，就没有工业化加速的条件。超越这一规律，违背工业化加速的条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

　　记者：现在有观点认为消费可以带来增长，消费越多，经济增长就会越快。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徐诺金：我认为这一看法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实上，根据1971～2001年间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与其平均经济增长率的散点图，可以发现，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两者存在反向运动趋势。也即消费率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而消费率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低，消费率较高的国家不利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反向运动趋势并不是线性的。当消费率位于76%～87%之间时，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平缓上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同向运动趋势只是发生在5%以下的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区间中，即消费率的平缓上升并不能实现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当消费率大于87%的情况下，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再次趋于下降。因此，超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违背这种阶段性特征的规律作用，过分追求消费是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的。我国的低消费率恰恰是我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高储蓄率恰恰为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准备了条件。这才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的真正原因。

　　提高我国消费率的现实路径

　　记者：那么，现阶段提高我国消费率应从何处入手？

　　徐诺金：事实证明，人类在客观规律面前，还只能当学生。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去扩大投资，加快工业化的进程，通过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我们的人民才有条件和能力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我们不能超越规律去简单地提倡高消费，前些年来我们反复强调扩大消费的政策之所以失效，根源就在于此。对此，我们的政策还得回到客观规律的作用，从现阶段的国情出发，把低消费高储蓄看成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条件，把政策重点放到夯实和巩固扩大消费的更基础的工作上去，即扩大投资，加快我国的以人为本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

　　记者：对于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您有哪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徐诺金：第一，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扩大就业。由于投资与就业关系密切，扩大投资才可以扩大就业，而只有就业扩大了，才能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最终带动消费水平的上升。目前我国城镇约有2400万名失业者，农村约有1.5亿个剩余劳动力。按每个劳动力负担2个人口的生计计算，这个约4亿人口的消费主体如果没有可靠的就业保障，他们的收入就没有保障，由收入决定的消费也就没有保障。再加上由失业人口所带来的就业人口收入的提升压力，整个国家的消费受到就业状况的影响程度就更大。我国近几年来消费水平上不去，与当前我国存在的失业人员过多、无就业增长现象的加重不无关系。因此，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我国消费支出的上升只能通过扩大投资去扩大就业人口，通过就业人口的增加去提高国民收入，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去实现。

　　第二，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我国传统农村消费模式向现代城市消费模式的转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有助于改善我国的消费模式，使之向现代城市消费模式转化。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120万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也将带动周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促进部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最终推动我国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因此，应该利用我国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大力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从而最终带动我国消费的发展。在城镇化的推行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让在城市务工多年的外来人员彻底融入城市，为他们提供没有歧视的户口制度、城市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否则务工人员的不断流动，不仅不利于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更不利于就业队伍的稳定和技能提高，从而最终影响我国消费模式的转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除我国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前几年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消费效应，包括国有企业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福利住房制度、公费医疗制度、科技教育制度等改革，都引起了居民对未来预期中的种种不确定性的增加，因此而引发了储蓄要求的增加，消费因此而不得不调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启动消费需求意义重大，只有为居民解除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居民的消费能力得以充分释放。具体来讲，国家应采取措施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建设，完善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拓展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稳步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用好用活信贷，促进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银行信贷是使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和消费的最直接途径。从我国的储蓄结构来讲，银行部门是我国储蓄资源最集中的部门，大部分居民储蓄是以银行储蓄的形式存在。到2008年12月，我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就高达21.8万亿元。一部分企业也因对经济形势的下行预期而将生产资产转为银行储蓄。这个时候如果不能运用银行信贷机制使这些资源得到充分激活和利用，真正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银行部门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社会的有效需求就会加剧萎缩。因此，用好用活信贷手段，不仅是响应中央扩大内需号召的需要，更是借此机遇促使储蓄有效向投资和消费转化的正确之举。

　　在扩大投资方面，我们的信贷工作要注意领会中央精神，用信贷支持急需扩大投资的领域和项目；要将扩大投资与长期的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充分利用银行自身的专业优势，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促进公共工程的科学管理；信贷要重点扶持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科学发展的行业和企业，真正实现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最终达到投资、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要积极利用消费信贷手段促进储蓄向消费转化。虽然消费的长期增长有赖于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高，但消费信贷的不发达也制约着当前我国消费率的提高。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品种仍较单一，担保制度不发达导致信贷总规模较小。因此，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发展消费信贷：一是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各种类型的消费信贷的产生和成长，尤其是耐用消费品信贷的发展；二是要鼓励创新，让市场创造出更多更好的适合实际需要的信贷品种；三是要引入财政扶持和担保机制，对特定类型的消费信贷给予财政援助。

　　徐诺金 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近年来致力于我国金融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对诸如货币政策、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经济周期、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索，并提出了诸多有影响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主要学术著作有《货币供求》、《美国银行业危机处置》等10余本。2005年以来，主要从事金融生态理论研究，发表有关论文多篇，专著《金融生态论》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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