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分行曝出的不良贷款处置、虚增费用、人员任免等问题或只是农行宏大远景蓝图上的一小块瑕疵。

　　尹锋/文

　　毕3年之力，农行于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仅用时3个月，就完成了国家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等重大财务重组事项，并正式成立股份公司，完成了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跨越，向现代化全能型银行的目标迈进。

　　然而，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中情况最为复杂、包袱最重的一家，农行的现代化银行之路任重而道远。内蒙古分行作为农行股份制改革的一个微观样本，曝出了多剥不良贷款、虚增费用、人事任免混乱等诸多内部治理问题。

　　农行内蒙古分行的上述问题或许只是农行系统内的个案，但其仍应成为农行“新征途”上的警示标，使农行在实现现代化全能型银行的宏大战略蓝图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坚实的。

　　作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股改的收官之战，2009年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农行”)正式成立，注册资本为2600亿元，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财政部代表国家各持有50%股权。

　　此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均已以“A+H”股方式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上市，农行完成股份制改革是其步其他三大行后尘，实现上市的揭幕战。

　　作为股份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农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形成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构建的现代股份公司治理架构，完成了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跨越。

　　此时，据2008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农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仅3个月的时间。期间，农行相继完成了国家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等重大财务重组事项。

　　“股份公司的成立绝不是改革的终点，而是迈入了蓝图更加宏大、任务更加艰巨的现代化商业银行建设的新征程。”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在2008年年报董事长致辞中表示。

　　从经营指标看，农行成立股份公司后第一份经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报告表现相当不错。2008年，农行实现营业收入2111.9亿元，同比增长17.8%，净利润达到514.53亿元，同比增长17.51%；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和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0.84%和17.72%。

　　至2008年末，农行资产总额、贷款净额分别为70143.5亿元、30149.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2%、11.29%；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8.04%、9.41%;不良贷款率为4.3%，较上年末下降19.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63.5%。

　　靓丽的财务数据为农行成立股份公司后的开局之年开了个好头，但按照农行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全能型银行的战略远景目标，未来的“征程”仍很漫长。

　　在项俊波看来，农行的“新征程”包括了“构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强化员工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

　　这对于四大国有银行中“包袱最重”的农行而言，任务并不轻松。特别是，农行总行确立的战略远景目标的最终实现，需要各分行、支行，甚至于每位员工的不懈努力，但由于历史原因，沉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尽去。

　　以农行内蒙古分行为例，股份制改革尚未从根本上触动和扭转农行基层分支行领导和员工的工作态度和习惯。

　　“股份制挂牌之后，农行内蒙古分行系统内什么都没有变，还是按原来的工作方式在做。”农行内蒙古分行原海拉尔支行行长李国镜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

　　也许，只是农行内蒙古分行部分基层分支行存在的个别问题，无碍于农行整体的股份制改革成果，但对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全能型银行的农行而言，在对未来远景蓝图浓墨重彩勾勒的同时也需对微瑕之处着力修补。

　　不良贷款剥离中的私利

　　2008年11月21日，经财政部批准，农行以200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按账面值剥离处置不良资产8156.95亿元，其中可疑类贷款2173.23亿元、损失类贷款5494.45亿元、非信贷资产489.27亿元。

　　对于上述不良资产，以2007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农行1506.02亿元免息再贷款等额置换不良资产；其余6650.93亿元形成应收财政部款项，并自2008年1月1日起按3.3%的年利率对未支付款项余额计息。

　　农行与财政部建立“共管基金”，用以在15年内偿还农行应收财政部款项的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共管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存续期内农行向财政部分配现金股利、上缴中央财政的企业所得税、不良资产处置回收资金扣除回收费用后的部分，以及财政部减少农行股份收入等。转让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由财政部享有，全部风险由财政部承担。财政部委托农行成立专门的资产处置机构进行清收。

　　然而，农行内蒙古分行的部分下级分支行却在不良贷款剥离操作中出现了一些违规现象，这恐怕是农行总行所不曾预料到的。

　　李国镜称，这背后是利益的驱动。

　　“财政部对农行承诺，收回来的不良贷款，国家、农行各拿50%。因此，将好的贷款剥离出去，一方面可获得国家等额注资，补充资本金，又可获得50%的收益，这部分钱变成了农行的收益。”

　　“一笔不良贷款如果能够收回，归农行的50%部分中将提取5%作为个人奖励。对负责处置不良贷款相关人士来说，多剥离一些资产出去，收回的可能性大，个人赚钱的机会也就越多。农行将一些好贷款剥离出去，是一种多赢的结果，不过需要为此买单的是国家财政。”李国镜称。

　　包括李国镜在内农行内蒙古分行系统内的三位支行行长和副行长根据内蒙古农行处置不良贷款的情况，评估多剥离出去的贷款占内蒙古农行系统不良贷款剥离总额的10%左右。

　　李国镜称，农行呼伦贝尔市分行风险资产管理部主要负责不良贷款的剥离工作。2005年，李国镜曾被暂时安排在该部工作。

　　在剥离过程中，还存在另外一些违规操作方法。如，原放贷责任人变身不良贷款处置责任人，将其放贷出去造成损失的贷款划入不良贷款行列，剥离出去，以逃避责任。

　　为降低不良贷款率，农行内蒙古分行系统内的另一位支行行长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方法包括：用新增贷款冲不良贷款，上年额度是5000万元，让你下降10%，新增的量上来可以稀释不良率，但必须是本年度的，不能跨年冲账，可以找几个相熟的企业过下账；新放贷款，再收回来。”

　　成本高企背后的微观标本

　　农行的经营成本远高于其他三大国有银行。

　　年报显示，2008年农行收入成本比为75%左右，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别为53%、55%、62%；2008年农行营业外支出为25.35亿元，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别为10.64亿元、12.87亿元、11.45亿元。

　　2008年，农行的业务及管理费为944.17亿元，亦高于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比增长达到57.16%。

　　2008年年报中，农行对业务及管理费用同比大幅增长解释称，主要是因为补充退休人员及内退人员福利、为实施有竞争力的薪酬计划而增加的工资及奖金、加大经营战略转型和“三农”业务投入而导致的业务费用增加。

　　年报同时称，自2009年开始，补充离退休人员福利支出在报表中将终止确认，剔除该因素影响，2008年业务及管理费增加236.91亿元，增长36.80%。

　　虽然农行经营成本高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与其下属分支行的费用开支大也有较大关系。

　　李国镜表示，农行呼伦贝尔分行除了正常的业务费用需要列支外，还有一些灰色费用存在。农行曾集中清查过“小金库”和虚列成本等问题，但该现象在农行呼伦贝尔分行仍然存在。

　　李国镜提供的材料显示，农行呼伦贝尔分行账外收入款主要列支上级行审计人员招待费、员工福利费和其它杂项支出等用途。

　　2005年4月19日，农行总行签发农银发【2005】104号文，其中第一条规定“凡2004年1月1日以来设立‘小金库’的，一经查实，对主要责任人、经办人(未举报、未抵制)，一律开除；对2003年12月31日前形成的问题，必须在2005年6月30日前清理结束，并入大账，并对相关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逾期未清理或未并入大账的，视同新设立的‘小金库’进行处理。”

　　照此规定，农行系统内所有的“小金库”应在2005年6月30日前并入大账，计列营业外收入。

　　2006年，在农行股份制改革启动前夕，时任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中表示，审计署在对农行2004年资产负债损益审计中发现，农行存在总额超过500亿元违规资金。此外，审计还发现农行违反财务会计制度问题金额12.67亿元，其中会计核算不实11.82亿元，私设“小金库”8492.8万元。

　　“财务制度这么严、这么紧，但上面来人还是照样出去吃饭，你在账上哪里能看到烟和酒等名义？”农行内蒙古分行系统另一位支行行长说。

　　“这主要表现在应对农行内部各级管理，逐级检查要接待;还有外部检查，国家审计署、当地政府的检查，都要应付。”李国镜表示。

　　李国镜在担任农行海拉尔支行行长前，曾任农行呼伦贝尔分行招待所所长。据其反映，他对于农行系统此套做法比较了解。

　　李国镜称，农行总行虽然对下属分支行的“小金库”集中清理过，但农行内蒙古分行部分基层分支行的“小金库”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彻底解决。基层分支行变通了设小金库的方式，但总体上还是都可归结为“变票”。即，通过虚开财政部和审计署允许的票，如汽油票、房屋装修费来虚列支出。

　　“比如，找一个有资质的装修企业，对农行的房顶进行装修，做出10多万元的费用，给对方几千元的管理费，开票入账，然后将钱从银行大账拿出来。”

　　一位农行海拉尔支行员工表示，按照惯例，每年年底，农行都会集中“变票”来充抵费用。

　　李国镜称，比如农行2008年的费用指标上报额度是100亿元，但在上报前只花了80亿元，还有20亿元没有花出去，农总行通过系统内各级分行、支行集中“变票”。支行变完票，将钱汇到分行，分行截留一部分，剩下的钱汇入总行。

　　在对李国镜问题的处理中(详见附文《内蒙农行人事纠葛》)，这种变票虚列成本的情况有迹可循。农行呼伦贝尔分行处理李国镜等6人时，对其中一人孙志江的处分意见[农银呼发(2006)475号]中认定：“2003年4月7日，在海拉尔区支行储蓄专柜，以10万元金额开户，户名为张建林，账号为05—1011011000088297，2003年4月17日从扎兰屯支行城关分理处向该存折存现10万元，资金来源不详。”

　　李国镜称，扎兰屯支行是呼伦贝尔分行的下级支行，资金来源一查便知，但呼伦贝尔分行以“资金来源不详”的理由开除孙志江，是因为这笔资金正是农行内蒙古分行、呼伦贝尔分行年底冲费用而形成的。当上级行要使用这笔资金时，就会要求下级行按规定转移。如果彻查这笔资金，就可能牵扯内蒙古农行系统虚列成本的事情。

　　李国镜向《证券市场周刊》讲述了10万元具体来源：农行呼伦贝尔分行每年都列出一定的费用指标，然后分配到下面各支行，各支行分到的指标不等。呼伦贝尔分行要求各支行按照指标用变票的方式将费用在账上做出来，然后将钱从大账上拿出来，存入各支行的存折，由呼伦贝尔分行统一支配使用。

　　他表示，农行系统每年1月1日会发动员工搞“迎新春开门红活动”，目的是为了增储(拉存款)，根据完成的业绩指标，上级行会给下级行一定的奖励，10万元就是海拉尔支行在完成开门红活动指定的指标后，由上级行呼伦贝尔分行奖励的。呼伦贝尔分行将上一年度下级行扎兰屯支行“变票”拿出的钱转到海拉尔支行，当作奖励资金。

　　李国镜称，2007年后，“迎新春开门红活动”已经停止，但以其它的方式出现。基层分支行会给员工下存款任务，如果完成存款就会给奖励，这些奖励资金都是通过“变票”或其它途径虚列出来的。

　　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将钱从大账上列支出来。通过分行的招待所虚列支出。“招待所是腐败的根源。分行行长要请客送礼向上面‘表示’，钱从哪里来？来之于招待所。”李国镜表示。

　　“各级分支行可以每年的会议费用填列费用。有些分支行根本没有会议，但会通过内部的宾馆和招待所来做假会议，然后将钱从大账上倒出来。招待所这边账面上有两套账，对外的账上一般会做亏损和盈利很少，然后各级分支行领导就可以将钱从招待所提出来。” 李国镜说，“宾馆和招待所的水电、运营和人工工资都是由农行呼伦贝尔分行承担的，而盈利部分则都变成‘小金库’。”

　　李国镜表示，2006年，有关部门规定，不允许任何一家银行基层行设立招待所和宾馆。后来银行招待所和宾馆表面上社会化，但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原来各级分行都有自己的招待所和宾馆，但只对内营业，在整治后，到工商局申领营业执照对外营业，但宾馆的实际财产所有权还是属于分行。

　　2009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发布《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办法》明确小金库资金为以下形式：包括违规收费、罚款及摊派设立“小金库”;用资产处置、出租收入设立“小金库”;以会议费、劳务费、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经营收入未纳入规定账簿核算设立“小金库”;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小金库”;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小金库”。  

　　农总行也试图通过一些手段规范下级分支行的违规行为。2008年下半年，在股份公司挂牌前夕，农总行曾让各省级分行进行互相审计，农行江苏分行与内蒙古分行互相审计。

　　另外，审计出身的项俊波对企业内控相当严谨，农总行在全面开展内控和金库安全检查方面，曾组建了5支专业监督检查队，并聘请安永公司作为专业咨询公司，推进内部评级建设工程。但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将这种监督制度落实到位。

　　内蒙农行人事纠葛

　　尹锋/文

　　李国镜认为，自己之所以遭到呼伦贝尔农行解职，是因为其当选支行行长之后，打破了当地农行积习已久的潜规则。

　　人事任免倾轧

　　《证券市场周刊》获取的一份时间为2009年1月15日，由农行内蒙古分行出具的《关于对李国镜所反映情况的复函》中称，“农总行在李国镜提拔期间，收到大量举报李国镜在任行长期间存在严重经济问题的举报材料，农总行将举报材料转回内蒙古分行要求核查，内蒙古分行派出的调查组，经调查发现，李国镜等四人存在严重的违规违纪行为，涉案金额达到1000万元，销毁财务账目、违规发放贷款等。”

　　但对李国镜涉及1000万元经济问题的大案，农行内蒙古分行并没有将该案转移至司法机关。

　　据农银发【2005】353号文件附件《中国农业银行查办案件工作指引》第四部分第二条，“对100万以上案件追赃率不足70%和发生1000万元以上案件的，要上追两级领导责任。对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

　　根据该规定，受李国镜1000万元的案件影响，他当时的上级领导都应被追究责任。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上级领导受任何影响。

　　李国镜提供的材料显示，2006年11月，因其不服农行内蒙古分行的决定，遂向海拉尔市检察院以匿名方式举报自己。

　　2006年12月1日，海拉尔人民检察院出具“海检反贪调字【2006】第8号”报告，“经调查我院认为李国镜等人将农行海拉尔支行账上无记载的不明产权资产及其他账外款项经党委会研究变卖后用于列支各种企业费用支出属企业行为无犯罪事实，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我院决定不予立案。”

　　在检查机关出具了无犯罪事实的调查报告后，农行呼伦贝尔分行于2006年12月21日对李国镜等人做出处理，其中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人，解除劳动合同1人，开除留用1人，记大过2人。

　　李国镜将其与农行呼伦贝尔分行的争议诉诸呼伦贝尔市劳动仲裁委员会(下称“仲裁委员会”)。2007年5月8日，仲裁委员会出具“呼劳仲裁字【2007】1号文件”称，农行呼伦贝尔分行给予当事人处分所依据的事实不清，使用规章制度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79条规定，撤销农行呼伦贝尔市分行《关于给予李国镜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即农银呼发【2006】476号)。

　　2007年9月29日，农行总行办公室出具“农银发【2007】1780号”文件称，《关于从重处理几种违规行为的暂行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是有依据的。对此，李国镜称，当时农总行出具这个意见只是听取了内蒙古分行的汇报，并未对他进行情况核实。

　　农行呼伦贝尔分行不执行仲裁决议，并将李国镜等人告上法庭。2007年12月18日，由海拉尔人民法院出具的“【2007】海民初字第732号民事裁决书”判决结果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撤销中国农业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作出的《关于给予李国镜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即农银呼发【2006】476号)。

　　但农行呼伦贝尔分行并不服上述判决，向呼伦贝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8年3月12日，呼伦贝尔中院出具“(2008)呼民终字第149号”民事裁决书，并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农行呼伦贝尔分行继续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9年2月27日，内蒙古高院出具“(2009)内民申字第21号”民事裁决书，在判决书中，高院提醒下属两级法院，“一、二审判决没有认定被申请人的重大违法事实是错误的。”“本案由本院提审。”

　　程序违规？

　　李国镜对《证券市场周刊》称，之所以遭到如此下场是因为当选海拉尔支行行长之后，打破了农行呼伦贝尔分行积习已久的潜规则。

　　李国镜称，他多次拒绝了上级领导对一些企业的放贷要求，遭到打击报复。

　　2006年1月1日，李国镜通过农行深圳分行接待处处长殷传庆帮助，到北京找到时任农总行人事部副主任刘树林(后调任农行贵州分行副行长)反映情况，刘树林当即打电话给农行内蒙古分行行长助理兼人事处处长贾登明，要求分行按规定妥善处理李国镜的问题。

　　李国镜对《证券市场周刊》称，“当时贾登明在电话里直言不讳地说，‘这小子(李国镜)反映太大，个性太强，行里领导不太愿意办他这事’。”

　　2008年4月中旬，李国镜再次通过殷传庆将材料交给农行总行副行长、纪委书记韩仲琦。

　　李国镜称，韩仲琦看完一审、二审判决书后对李国镜表示，这些人程序违法，内蒙古分行用推理的方式处理李国镜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农行文件农银发[2005]353号文件，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查办案件工作指引》的通知，其中第一部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四规定，“查办案件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案件审理移送须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经过立案调查并且调查终结；2。被调查人的违法违纪事实已查清，被调查人已在事实见面材料上签署意见；3。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第五条规定，“涉案人和责任人对纪律处分不服提出申诉的，应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反规则制度处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复议程序受理，在规定的时限内予以复审、复核，给予明确答复，防止形成法律纠纷。”按照农行规定，开除员工必须要经过机关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在农行提交的文件上显示，在开除李国镜时，有6个人参加了工会委员会，但在最终的决议文件上只有农行呼伦贝尔分行分管纪检工作的副行长张生签字，其他人并没有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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