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高初建

 　 经国务院批准，从6月1日开始我国将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电视用发送设备、缝纫机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玩具、家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5%，其他相关商品也得到相应提高。这是去年8月1日以来中国政府为促出口第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据悉，经此次调整后，出口产品综合退税率将由目前的12.4%上升至13.5%，退税资金大约要增加252亿元。

　　再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直接背景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我国经济平稳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困难局面，上半年GDP增速低于8%几乎已成定局。因此，进一步刺激经济，包括刺激出口，是必然的策略。

　　另一方面，二季度以来，美欧日经济体分别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或多或少开始显现效果，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减缓，今年内触底反弹的可能性上升。这一变化，为我国改变全年出口负增长局面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利用税率杠杆和政策杠杆，扭转出口被动形势，对于众多外向型企业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但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外部环境变数极多的情况下，对出口退税率提高的政策效应，需要有多方面的分析与解读。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提高出口退税率是权宜之计，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政策手段。回顾当初国家制定取消或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税政策时，其政策取向非常明确，目的就是要改变出口产品结构，迫使一些落后出口企业转型、退出，从而从长远战略方面解决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不正常状况。遗憾的是，这一政策设想尚未推开实施，经济危机发生了。在多年未遇的危机冲击下，我们不得不灵活求变，适时做出政策调整。显然，调整是暂时的，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样的战略考虑是根本的。

　　其次，尽管目前美欧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有所回暖，但一种经济保守主义潮流正在慢慢抬头，各种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在全球多个国家不断对中国产品“设防”之时，我们试图借提高出口退税率来压低出口产品价格的做法，会不会授人以柄，会不会引发更多的贸易纠纷，这是有关部门和企业必须事先注意，必须防范于未然的。何况，由于目前中国企业缺乏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缺乏国际贸易定价权，我们的出口退税的“政策收益”究竟能否让国内企业得到好处，能够得到多少好处，还是需要认真算账。

　　第三，我们需要注意政策效应的“边际递减”问题。从去年8月到现在不到一年，出口退税率连续下调，这一措施对出口有多大拉动作用需要适时地总结。假如这一手段的效果逐渐减弱，有关部门应及时进行政策调整。比如，不是搞普遍退税，而是将出口退税集中起来支持企业创新，或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给予补贴，无疑这不失为一种调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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