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到底难在何处？面对这样的疑问，保育钧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金融体制改革出了问题。”对于当下金融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曾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保育钧十分了解。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他对当下金融体制的弊端作了分析。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曾身居体制内高位的保育钧一直很激动。谈话中，他三次从座位上站起，摘下眼睛狠狠地甩在桌上。

　　本报记者／李冠楠 发自北京

　　保育钧深吸一口手中的香烟，缓缓地吐出一缕浊气。在常人看来能带走忧愁的香烟，对保育钧似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又连续猛吸几口。“许多措施都是隔靴搔痒，真正的问题来自金融体制。”对于外界提出的各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秘方”，保育钧毫不客气地给出了上述评价。他认为根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办法应该是发展多种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多种经营方式的金融体系，放手让民营企业组建自己的中小银行，服务特定区域的特定人群。

　　对非公经济、华商企业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的保育钧告诉记者，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建设，市场主体已经趋于多元化，但金融体制仍然滞后，还是一元化发展。这就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中小企业需要融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银行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上市困难、创业投资困难，风险投资更困难。

　　“我们应该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中国已有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资源，他们又向国有企业倾斜。现在没有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机构，所以金融体制一定要改革。”保育钧说。

　　金融改革

　　不能隔靴搔痒

　　虽然已不在一线高位任职，但保育钧直率的性格并未改变多少。对于目前一些金融部门高官，言谈之中毫不留情：“他们都是在那里修修补补，维护既得利益。打着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旗号，打压中小银行的发展。”保育钧认为有些举措是在隔靴搔痒，没有认识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质。

　　这块被称为最大既得利益的蛋糕究竟是什么？保育钧回答：金融体系。

　　“银行从业人员凭什么拿高薪，凭什么？他负赢不负亏，亏了不用自己掏腰包，有财政补贴。”保育钧称这些贪吃既得利益蛋糕的人为寄生虫。“没有老百姓的存款，他吃什么？银行的钱哪个是银行自己的？要改革就触动了既得利益，他们就打着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旗号来蒙人。”

　　保育钧愤愤地说，金融改革改到今天这个地步，最应该改的是一些权力部门。但现在却本末倒置，在改老百姓。“把老百姓的权利全剥夺了，然后今天放开一个什么，明天放开一个什么。这叫什么事啊。”

　　国有银行

　　不能沾沾自喜

　　保育钧提醒记者，十七大报告明确要发展多种资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体系。“我们还有脸说全世界的银行都一塌糊涂，只有中国的国有银行交出满意答卷？沾沾自喜，觉得我们金融体系多么稳固，其实是你不合格，人家不跟你玩，你才侥幸躲过了金融危机。”

　　对于外界担心一旦民间资本组建中小银行后会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坏账、死账激增的说法，保育钧认为是庸人自扰。他说，发展民间银行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中国最初的银行就是山西老百姓自己组建起来的，然后清政府才依此设立银行。“老百姓自己的钱，他比谁都看得牢。”他还举例说，浙江台州曾建立两个商业银行，政府投资百分之五，其余都由老百姓自己投资，结果在当地的银行业中不良资产最低。

　　民营经济

　　不能扣“原罪”帽子

　　记者询问保育钧对民营经济“原罪”说法的看法。他告诉记者，一般地谈论民营经济原罪的说法是很不科学的。更不能把发生在具体人身上的个别事件不加分析地扣在民营经济上。

　　保育钧说，比如黄光裕，他当年创办了连锁经营家电的模式，是有功劳的。但他后来因操纵股市、违规诈骗等原因犯罪，这是他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不能一概而论。“开始他做家电连锁，这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有功劳。接下来他搞房地产就有很多猫腻了，包括他的银行贷款。其实两年前就有消息称黄光裕卷入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违规贷款案，但案子查了一半被保下来了。”

　　保育钧认为，民营经济是突破旧体制，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突破单一的公有制体制。所以，如果用维护旧体制的标准看，它是大逆不道的，但这恰恰正是它的成功之处。“当年个体户的成因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找不到工作，国家允许他们去搞个体经济。他们不仅仅没有罪还有功劳。他们推动了改革，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保育钧告诉记者，深层次地分析黄光裕事件，归根结底是环境不健康，权力在配置资源。“公共产品是为大家服务的，但是黄买通了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这就是因为环境不健康而引发的民营企业违法现象。”

　　保育钧强调，政府执政能力需要改进。营造一个良好环境是让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对于健康环境的理解，保育钧说，一个健康的环境就是公权力要为公共服务，不能为个人服务。

　　“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很容易出现公权力作为一种资本用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怎么约束我们的公权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公开，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作，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记者手记

　　政府应是“裁判员”

　　本报记者／李冠楠 发自北京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到亚当·斯密，再到罗斯福新政，保育钧对经济理论的研究，让经济学专业出身的记者感到汗颜。从他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解和判断中，记者找不到一点他从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到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过渡的痕迹。

　　“凯恩斯理论是跟罗斯福新政在一起才起了作用的。这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才行。”整个谈话中，保育钧谈论最多的是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政府应该如何扮演好一个“裁判员”的身份。

　　对于当下中国民营经济的现状，保育钧更愿意从宏观角度去解析，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一问题发表看法。在他的理论中，国家大环境健康了，才有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才有中国经济的腾飞。

　　在保育钧看来，未来的中国定是九九归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会在一个规则下自由平等竞争，并不断融合。

　　送记者出门时，保育钧叹着气说：“研究民营经济，我感觉自己是越来越危险了。”对于这样一句话，记者不知道该怎样去理解，但似乎只有发现问题的人才会有危机感。而发现问题的人越多，解决问题的人也才会更多，不经意间一种良性的循环便悄悄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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