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本刊记者  赵雪芳

　　记者：自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投资增长率一直较高，到4月份已超过了30%，但石油需求量、发电量等反映工业增长趋势的指标却一直在负增长，比如3月份发电量曾回升到-0.7%，4月份又下降到-3.5%，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建：一直以来，投资与工业生产走势都是高度正相关，即投资增速高工业增速也高，反之亦然，但今年年初以来的经济形势却出现了十分显著的反常变化，在投资增长率出现近三年来的峰值时，工业生产却没有随之走向高峰，而是仍在低谷中波动。投资与工业增长走出了一高一低两条相互背离的曲线。投资是对工业品的需求，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来工业产出的高增长，如果投资增长而工业生产仍然低迷，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满足投资增长的工业品供给来源，不是现行工业生产，而是工业库存。

　　2008年前半年企业的投资活动面临着巨大的宏观货币紧缩，导致投资活动的资金链发生某种程度的断裂，后半年则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对中国经济活动产生显著影响，生产经营活动大幅度下滑，企业盈利显著减少，也影响了投资活动。所以，大量投资项目被停建、缓建，以前由投资商向工业企业发出的订单因此不能按期兑现，但工业企业已经按订单安排了生产，而我们的工业产值统计又是按生产法进行的，即只要产品进了仓库就可以报产值，所以2008年我们可以观察到产成品资金增长率超过工业增长率的情况。到2008年底，我国的未完工程量超过了20万亿元，其中由于银根过紧和企业盈利下滑所导致的工程项目停建和缓建，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

　　今年年初以来，经济运行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贷款的大量投放，前四个月信贷投放已经超过了全年计划指标。我认为，贷款投放是引起投资增长与工业生产增长背离的根本原因之一，即投资商由于银根松动获得了流动性，有能力向工业企业付款而获得设备，进而完成投资项目，工业企业也可以在订货人没有能力及时付款的时候，用商业票据到银行贴现。这些情况反映到银行贷款活动中，就发生了票据融资比重提高和中长期贷款比重提高的变化。但是由于投资需求对工业生产的拉动作用在前期已经实现，已经被统计到以前的工业增长中，因此贷款投放虽然拉动了投资，却不能拉动工业增长，这就是投资与工业增长曲线背离的原因，也是前四个月短期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持续下降，以及M1/M2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

　　所以，投资增速高、工业增速低反映的经济现象，就是用工业库存所满足的原有投资项目在加快竣工速度，这种情况也可以从钢材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中得到印证，因为如果是有大量新开工项目上马，由于新项目必须从土建工程起步，就会带来对钢材、水泥等建材产品需求的增长，进而拉高这些产品的价格，但是从年初以来，伴随着投资不断走高的却是钢材价格持续低迷。

　　记者：针对上述您谈到的问题，在宏观调控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王建：我认为在宏观调控中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前期的大量在建投资项目是在以前的需求结构基础上产生的，而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导致了目前的严重生产过剩，这个矛盾在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增长严重受阻以后变得更加严重。虽然投资增长可以在短期内缓解需求不足矛盾，但是当大量项目完工投产后，会进一步加重目前的生产过剩，使得经济回升的基础更不稳固，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彻底摆脱了下滑风险是没有依据的。

　　第二，到今年4月末，新开工项目已经增长了90%以上，按理说应该带动工业生产强劲回升，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投资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国有单位投资比重已经超过了70%，这些市场化主体是否会在经济低迷的时期进行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呢？如果是否定的答案，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的高增长就很难转变成实际投资额的高增长。另一方面，目前新开工项目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中央与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拿出这么多项目，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由于产能过大或其他原因而被排除在外的，现在为了暂时加大内需又拿出来建设，但在防止产能过剩等方面没有任何贡献，并且由于大量使用贷款，从长远来看还有带来银行不良资产的隐忧。因此，即便许多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能顺利转变成实际投资，也需要认真考虑其后续问题。

　　第三，如果贷款是导致形成投资高、工业低现象的因素之一，那么应当怎样看待目前货币政策的宏观效果？从贷款高增长与各个经济领域的运行态势看，这些巨额贷款的主要流向首先是投资领域，其次是股市，因为投资与股市都随贷款的高增长而持续走高，但是贷款显然没有流入现行工业生产领域，因为工业增长继续低迷，主要为工业生产吸纳的短期贷款4月份也出现了负增长，总额只有786亿元；贷款也没有流入房地产领域，因为前四个月房地产投资仅增长了不到5%，是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贷款显然也没有流入外向型经济领域，因为前四个月出口增长率下降了20.5%，工业出口交货值下降了14.3%；贷款也没有提升消费，因为前四个月的消费增长比2008年回落了6个百分点，其中4月份回落了7.2个百分点。

　　但是，不能说货币政策没有功劳，我个人认为，目前宏观政策中做得最好的就是货币政策，因为它通过刺激投资和舒缓企业间的资金链条，保住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活力。问题是当使用巨大货币需求来保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活力以后，应当选择怎样的政策来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较高增长。

　　记者：这也是当前谈论较多的问题，就是当经济出现企稳现象或者说回暖以后，如何能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而尽可能不要出现“二次探底”的现象？

　　王建：次贷危机爆发时，我国当时普遍的观点是，把这场世界性危机看做是一场短期的并且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小的危机，但是现在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判断是有失误的。根据有关数据，美国3月份的居民储蓄率已经上升到4.3%，比2008年同期上升了3个百分点，并且已经有1.2%的优质客户也开始拖欠房贷。自2008年8月以来到今年3月末，美国的信用卡持有数量已经从4.5亿张骤减到3.8亿张，减少了6800万张，其中有2000万张是今年年初以来减少的，说明美国居民的消费收缩过程正在更加猛烈地展开。同时，伴随着美国居民消费的萎缩，美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陷入更大困境。根据穆迪公司最新数据，商场、办公楼等商用地产，2006年购买的目前仅剩十分之一的价值，2007年购买的也仅剩五分之一的价值，这使得主要为商用地产提供贷款的400多家中小银行也陷入了困境，大约需要750亿美元的注资额才能避免破产，这也导致规模庞大的企业债券市场面临着到期不能兑现的前景。这些情况都说明，美国经济还在向更深的泥潭滑落，远没有看到复苏的曙光。

　　因此，中国就需要用较长期的反危机措施来解决保增长的问题，这个措施就是城市化。我曾经指出，由于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又都采取了限制城市化的政策，所以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中长期压抑了一块巨大的需求没有释放，这个需求大到两三百万亿元，如果能够释放出这个需求，就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到一个长期较快的稳定轨道，那么，中国经济什么危机都能够轻松应付。

　　但是启动城市化是一个大工程，需要一段准备时间，在城市化大规模展开前，用财政政策刺激消费，用货币政策拉动投资等扩张内需措施还是必须的。目前有一种担心，认为今年货币投放过多会引发滞胀，这个前景的确存在，“胀”是因为货币供给过量，“滞”则是因为经济增长中的真实内需没有释放出来。我认为，如果启动城市化的决策过程被拖得过长，滞胀就是一个真实的前景；但如果能迅速启动城市化，滞胀就很可能不会出现，或者很快就会消失。

　　从今年的物价走势看，我个人认为，前三个季度都会持续走低，但第四季度会走高，主要还是两个原因，一是国内由粮价上涨带动的CPI上扬，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PPI上扬。由于直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启动内需重点转向城市化的迹象，估计在第四季度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滞胀”，CPI可能会超过4%，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在8%以下。如果出现这种态势，就必须防止又回到为反通胀而进行强力货币紧缩的轨道，而应当为保住基本经济活力继续投放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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