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翻译：介生）

　　谁该为这场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负责？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未来的史书，将在两者中各选其一；至于选择哪一种，要看它的作者是哪里的人。

　　一种答案将危机归咎于美国松弛的规管、溺爱的货币政策和过低的储蓄。另一种则归咎于来自东亚和中东高储蓄国家的巨额过剩流动性——艾伦·格林斯潘、本·伯南克等美国官员都兜售过这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说，那些流动性总得有地方可去，合乎逻辑的目的地就是金融市场最具深度的国家——美国；于是那儿的资产价格就被推到了不可持续的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点两个阵营都是同意的：全球储蓄不平衡，也就是美国的低储蓄和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人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从而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鼓励那些热衷于从充裕的资金中谋求高回报的金融家去搞更大的投机。所以，如果说在危机成因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忽略全球不平衡的作用，就难以解释这场泡沫的形成与破灭。

　　进一步可以推出，未来要想避免类似危机发生，就必须解决全球不平衡的问题。在这方面，目前的信号似乎是令人鼓舞的。美国居民又开始储蓄了。最新的数据也显示，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由600亿美元一个月下降到了260亿美元一个月。简单一算，我们就知道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盈余相应缩小了这么多。

　　然而，一旦美国居民重新充实了他们的养老账户，他们又会故态复萌。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不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提振美国的支出吗？美国贸易赤字回落的唯一解释就是这个国家仍处于严重衰退之中，造成进出口双双下滑。

　　一旦美国经济复苏，这两个指标都会回到原先水平，而GDP占比高达6%的美国对外赤字将卷土重来。实际上，贸易条件并没有大的变化，美元贬值的幅度也不足以确保贸易和支出模式发生持久性的转变。

　　全球不平衡是否可望得到持续缓解，主要取决于美国以外其他经济体如何决策，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决策。要预测那些经济体如何决策，首先就要理解那些经济体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盈余。

　　一种看法认为，这些经济体的盈余是出口导向型政策的产物，这种政策直到前不久还效果不错。中国领导人不愿轻易放弃这种屡试不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法儿在一夜之间就改变该国的经济结构；也没法儿在一夜之间把原先在广东给玩具上色的工人转移到西部去建造校舍；他们需要时间去建立一个社会保障网络，以鼓励中国居民减少保障性储蓄。如果这种看法没错，那么我们可以预期，一旦衰退结束，全球不平衡会马上重现，而且只能慢慢得到缓解。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助长全球不平衡的途径，不是商品出口，而是资本出口。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对消费品的内需不足，而是高质量金融资产的供给不足。它在美国找到了它所需要的这种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和其他政府担保证券，于是助长了其他投资者的投机之风。

　　对于美国作为高质量金融资产供给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近来的变故只会起到削弱作用而不是加强作用。中国自己也一直在发展它的金融市场和自主开发高质量金融资产的能力。但这一切也需要时间。在中国金融市场羽翼丰满之前，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流动性最充裕的金融市场。所以这种解释同样意味着，一旦衰退结束，全球不平衡会马上重现，再慢慢得到缓解。

　　有一种变数可能改变上述前景，那就是中国觉得投资美国金融资产得不偿失。眼下所能看到的美国预算赤字会加重美国长期债券的损失忧虑；事实上的以通胀稀释债务政策则会雪上加霜。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中国决心抛售美债，就会引起美元崩溃，美联储被迫提高利率，令美国重新坠入衰退。

　　要避免这种灾难性的结局，希望寄托在两种情形上。一是完全依靠中国稳定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善意。二是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披露详细方案，说明它们打算如何在衰退结束后削减预算赤字并避免通胀。对美国来说，第二点显然更可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总归比较明智。

　　（作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供稿：Project Syndicate。翻译：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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