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飞

　　戴铭（化名）没能成立他的信托证券投资基金，因为销售不畅，今年春节前他不得不解除了与信托公司的合作。也许是命运捉弄，此后的几个月正是信托私募在一轮蛰伏之后扬眉吐气的好时光。

　　你需要有投资能力，你需要有业绩和口碑，你需要有客户和人脉，你还必须有好运气。这些重担都压在所有有志于在私募证券投资领域一展拳脚的人身上，而他们往往要独自承担。戴铭是在深圳的私募圈子里面比较早嗅到市场机遇的人，也的确在2005年股改之后的这波大牛市中赚到了钱。但是从价值投资到价值投机，他们中很多人都迷失于股指登峰造极的狂欢中，来之不易的口碑也迅速在2008年的单边下跌中消解。

　　没有口碑和业绩，也就没有了渠道。尽管戴铭梦想着能走巴菲特的道路，但是对于国内大多数私募基金管理者而言，市场不可能给你一笔钱，同时给你一次犯错的机会。巴菲特可以在犯错之后重新来过，但他的资金来源无法复制。目前国内做到一定规模的阳光私募走的都是信托渠道，在“退役”公募基金经理加盟、民间高手辈出的时代，这一渠道并不宽阔。在这个战场上，失败者可能连入场的资格都是奢望。

　　即使能够成功发起一只信托私募产品，此后的发展也不会是坦途。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004年赵丹阳的赤子之心与深国投合作在国内发行第一只证券投资集合信托以来，私募基金在国内迅速发展。其追求绝对收益的投资目标，以及风格化的投资方式，与公募基金形成了明显的区隔。

　　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多元化的投资产品，信托私募的地位当予肯定。但是与所有发展太快的行业一样，急速扩张的信托私募，也在人才储备、制度建设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暴露出了问题。

　　一批“草根”私募管理人在熊市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相比之下，近半年来表现优异的私募基金多出自原公募基金经理门下。这一方面当然说明了公募基金精英人才“下海”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也给私募基金的人才储备敲响了警钟。公募基金需要有完整的人力资源架构以支撑其核心投资业务，而私募基金往往核心投资决策者加上研究和行政支持不过数人而已，显然对基金经理的要求高出很多。当下虽然仍有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转向私募，但是这样的人员数量非常有限，私募基金不可能长期靠公募输送人才。

　　从设立模式上看，信托并不一定是私募基金发展的最佳模式，而更多的是监管之下的一种变通。是变通就会有代价，在信托私募中则体现为发行和维护成本。另外，虽然信托私募在投资风格上各怀绝技，但是单一的信托模式仍然会在其身上打上烙印。一定程度上类似公募基金的排名和申赎压力也会导致短期的投资行为，影响基金的长期策略。

　　大多数的信托私募成立时间不超过3年，如此短的时段甚至无法形成稳定的投资风格，更毋庸说客观、公允的评价。唯一可以拿来考量的也只有短期的投资收益，从而无可避免地会带来价值取向的偏差。2007年至今，信托私募产品的业绩普遍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因此一时一地的得失恐难作为评价依据。然而现实是，业绩不好的私募基金经理不但受到来自于投资人的压力，还要面对外界的非议。一家知名私募基金的研究员甚至曾对CBN记者表示，他们希望放弃内地的信托平台，将基金成立在香港，再转道QFII投资内地。虽然有较高的成本，但是这样有利获得认同长期投资的客户。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