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最主要的一个方面。之所以要强调扩大内需，一个原因是现在外需比较弱，特别是自去年11月以来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现在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能一厢情愿。所以，扩大内需成为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已经推出多项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从“4万亿”一揽子计划，到家电下乡，等等。同时，在这个时节，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正当其时，这也是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的一点。

　　升级换代可以极大地创造需求

　　产品的升级换代可以极大地创造需求，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家常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么，要想扩大需求，新产品、新科技、新工艺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了。当然，新产品出来，旧的东西扔了也可能是一种浪费，但总的来讲，我们能够享用更先进、更有效、更加环保、更体现以人为本的产品，总体上还是节约的，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当前扩大内需的需求。

　　我觉得，金融界要特别注意从金融体系想办法去支持技术改造，支持产品升级换代和工艺的升级换代。我们要从传统金融走向现代化金融。金融现代化，并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当然，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有一部分很有用，但也有一部分制造了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理解的金融现代化是，金融服务业要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业要更多地为科技发展、为自主创新、为中国创建创新型国家服务，要更多地为技术改造、社会进步服务，也要更多地体现以人为本，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因此，我借这个机会想说的是，金融服务除了大家可能已经描述过的多个方面，我们需要更加关心金融服务在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升级换代，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大量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这个事情如果做得好，会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巨大的需求，是当前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先讲几个升级换代可以导致需求大幅度提升的例子。比如说电视机，过去是黑白的，后来是彩色的，现在又进入了高清和平板，当前的显示屏是LCD(液晶)为主的，也有PDP(等离子)的，但现在的清晰度均升至1080p，从而为宽带和多用途应用做好了准备，这将带动很大的需求。

　　电冰箱、空调等过去是用氟利昂做制冷剂的，这对臭氧层产生不良影响；现在我们将改成非氟利昂的，而且将强制换代，产生快速更新的内需。上世纪80年代PC机开始使用的芯片是Intel8088，协处理器是8087，后来几经升级换代，最近大家用的都是双核的；在操作系统方面，上世纪80年代是DOS操作系统，后来升级更新到多种Windows，现在是Windows Vista，而又有新的Windows 7要出来了。电脑显示器已不再是CRT的，而是液晶的了。

　　再一个涉及升级换代的实例是手机。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用BP机，少数人有手机，当时的手机有砖头块大小，后来是2G、3G，还要在3G上实现三网合一。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3G牌照发放得太慢，耽搁内需增长，也使消费者更晚地享受到技术上的成果。现在则是对于4G也有很多期待。

　　电子类产品升级换代很快，但GDP中的价值比重并不太高。价值更大的就是汽车了。关于汽车，大家除了看性能，也渐渐更加注重排气，从欧Ⅲ标准，到欧Ⅳ标准，还在继续提高。现在大家关注的是新一代的汽车，或者是氢气的，或者是电动的，或者是混合动力的。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改变，包括整个汽车工业，还有配套的整个燃料的供应系统都会发生改变，从而产生相当大的内需和新增长点。

　　另一个价值量大的是住房，会出现更多的节能型住房，除了新建的节能型住房，还有很多老的住房在被改造成节能型。在比较寒冷的欧洲国家，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住房改造工程，这些改造有利于更加环保和更加节能；同时，这种改造也可以拉动当前的内需。

　　关于升级换代，从技术上看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兼容型的升级，也就是升级的时候新的标准能兼顾旧产品的使用者，当然这需要在设计上、制造上有更周全的考虑。由于兼顾了更多人的使用，因此，升级的台阶会受到一些牵制。还有一种是跨越型、非兼容型的升级，老一代就作废了，不能用了，你必须买新的。在途径选择上，除了技术上的考虑，也可以把内需、产业振兴和环境的考虑放在其中。

　　减排挑战

　　尽管我们举了电子和汽车、住房的例子，但是我感觉到，有一个比汽车更大的升级换代，即能源。能源的升级换代，最主要的关切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跨到一个新能源阶段，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对于减排问题，中国政府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在“十一五”计划中就特别强调了减排，但那时我们并没有完全想好，还是回避了对于二氧化碳的减排。当时我们讲的减排，主要是二氧化硫的减排和COD(化学需氧量)的减排。政府每年都非常重视这两项减排指标完成的情况。

　　二氧化碳的减排之所以是一个难题，是因为当时还看不清到底是什么路子：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科学技术手段，能够解决二氧化碳的排放？会不会因强调了二氧化碳的减排，结果压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压制了人们提高生活水平和人民走向小康的步伐？

　　再有一点，当时实际上大家也不知道气候变暖是不是真像科学家所说的，或者是一部分科学家所说的，真的有那么大危害。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大家都不断有新的认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好做什么结论。但是，目前看来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也不得不重视。

　　关于新能源和减少碳排放，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技术，比如说风力发电、太阳能电池，属于可再生能源。但是，以兆瓦小时计量其年供电量而言，与传统发电相比，这些技术目前还只能解决量小的需求。大处入手还是要解决传统发电的排放，就是燃煤发电(及少量燃油发电、燃气发电)的碳排放问题。发电方面的出路实际上是多样的，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重要的出路是搞核电，但核电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核电是一个重要的讨论项目，对此我们给予了支持，限于时间，我今天在这里不讲了。但是，核电在将来发电总量上到底能占多大的比重？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我觉得现在应该给予重视的，可能还有CCS技术(就是碳捕获和碳存储技术)，而且我们金融业在这个方面应是有所作为的。

　　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如果我们做了碳捕获，并且把二氧化碳存储下去，会怎样呢？虽然今天在座的经济界人士居多，但是我还是想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CCS技术需要用你发出的一部分电来进行碳捕获和碳存储，即在这个捕获和存储过程中可能会多消耗一部分燃料和电能。多消耗多少呢？现有的一种数据说是多消耗21%到91%，也就是说发出来的电会比较贵一些。这就涉及到贵一些的电究竟如何使用的问题。

　　如依靠近地的地质结构存储，则典型的燃煤发电的电厂可以通过增加25%的煤的消耗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天然气发电会更少些，约增加消耗15%。但是起步应用时因有其他的技术上的开销，也可能会导致消耗量稍多一些。最低廉的二氧化碳的存储技术，是在地质结构中寻找可以存储二氧化碳的地方，比如说采过的油田、采过的气田，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地质结构。如果这个地质结构正好跟发电厂离得比较近的话，存储技术可以使二氧化碳在地下长期保存，那么，这可以减排多少呢？CCS技术可以使二氧化碳减排90%，当然这取决于不同的工艺。

　　CCS技术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非常遥远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挪威，加拿大，美国的得克萨斯、密西西比，荷兰，澳大利亚等地，都看到了试验的成功。捕获二氧化碳当然还有多种技术，在分类上，一种是燃烧后的捕获，典型的是烟道煤气的捕获；另一种是燃烧前的捕获。也还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如果把烟道气体压入已经开采的油田，还可以增加油田的采量。还有利用气田和盐矿地质结构、玄武岩结构等其他的存储技术。此外，大家还在探讨对二氧化碳的海洋存储和矿物法的存储技术，矿物法是把二氧化碳变成碳酸镁、碳酸钙之类的东西。

　　大家可能会怀疑，地质存储会不会导致漏出？现在得到的技术说明，99%的概率能够保证地质类型的二氧化碳的存储会超过1000年不漏出。因此，这是一个大的升级换代。

　　减排可能是技术更新换代非常重要的一步，拉动的需求都是以千亿、万亿为单位来计量的，而且减排看来是始终绕不过去的，减排投资可能也是我们未来某个阶段迟早要实施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时候干的问题。

　　像这样的升级换代，如果我们抓住几项，内需很可能得到显著提高。

　　金融市场可以为碳配额定价

　　下面，我想谈一下减排问题如何涉及到金融服务。如果说发的电比现在正常的发电要贵25%或者是50%，究竟谁愿意使用呢？搞经济的都知道，使用者一般来说是不管电是怎么发出来的，但知道有便宜的就不用贵的。所以，是要有人承担使用比较贵的电的成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全成本法，就是所有使用电力的人，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开始，你都必须使用比以前贵25%到50%的电力。这样恐怕对经济的影响太大。还有一种是增量成本法，就是谁要增加电力使用的话，就应该付出比较贵的价格。这有点像大家设计的家庭用水定额和用电定额，定额以内是便宜的，定额以上要贵点。

　　因此，我们就回到了一个定价和配置的经济学问题，也就是碳配额的问题。一些金融市场都在试图搞碳配额交易。如果在国际上搞碳配额，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不公平的问题。因为早发展的国家曾有大量排放且已很富裕，后发展的国家有较少的历史责任但当前急需发展，全球性的碳配额涉及到公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可以先搁置国际上碳配额的分配和交易问题，只是从中国自身出发，是不是要控制未来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要控制总量，可在国内搞一个碳配额，国内的碳配额起步时应是增量配额，也就是说，承认你历史上已经有的碳排放量，但是你今后要多用电，那么你要用更高一点的价格。前不久人民银行配合其他单位开了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碳配额和碳税问题。

　　碳配额交易联系到了金融市场的作用。我们说，金融市场是可以为碳配额进行定价的，可以发现它的价格，以此决定增量碳排放的配置是不是最优配置问题。另外，增量配额的配置又可以进一步转换投资资金的来源与期限配置问题。实际上，金融市场在为减排的投资寻找来源。像刚才所说的，不管是核电还是CCS，都需要非常巨大的投资，有很多的工艺路线等都改变了。这些新投资是要计算未来回报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回报应该是从未来的使用者当中收取的，而这又与碳配额的定价及配置有关。也就是说，从碳配额到减排投资，金融市场都可以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这还涉及到当前投资和新科技得以应用的时间差问题。一项投资在实现投资收益之前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通过金融市场，人们有办法在投资的供给和需求之间搭起桥来，引进中介角色来填补这个空缺。这样，金融市场就发挥了在时间轴上挪动并匹配供给和需求的作用。

　　最后一点，金融可以在市场上帮助大家进行风险管理。任何一项涉及未来的减排，涉及未来的新科技，都有大量的风险，有些做得成，有些做不成，而这些风险管理正好是在我们资本市场上要做的事。

　　因此，我想要说，金融业要千方百计地支持高新科技的发展，支持自主创新，支持创建创新型国家。如果做得好，那么我们可以在升级换代中扩大需求，支持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让金融界在升级换代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金融界内部应该各种人才都有一些，尽管不一定是最专门的。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环境保护，对于高新科技，要有热情。在新时代的进程中，金融业会越来越面向走资本运作路线，越来越少依靠传统的间接融资。

　　当然，也要掌握好适度和质量，这次金融危机表现出有人在金融创新上玩得太过火了，走得太快也会出问题。从总的趋势上来讲，我们将要更多地依靠金融市场运作，包括定价、市场交易、风险管理等各项技术。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本文原为作者在“《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上的闭幕演讲，本刊发表前经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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