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卫民

　　人与人之间，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年龄、性别、肤色、学历、智商、体力……都存在差异。某些差异，会导致另一些差异。例如，一般来讲，年龄越大，体力越差；能力大小，决定收入多少。

　　差异就是矛盾。我们必须承认差异。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必须同时看到事物的同一性。例如，人人都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差异，特别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差异，不能无限扩大，人为扩大。收入差距绝不能达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地步，绝不允许一些人不劳而获，而另一些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过去，我们否定差异，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实践证明，平均主义行不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政策上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随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但是，不要忘记，一要勤劳致富，二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地区富起来是远远不够的。

　　在金融市场上，持股有分红，存款有利息，即表明资本(资金)是可以参与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司法》允许专利等折价入股，意味着智力也可以参与分配。劳动、资本、智慧……都依法参与分配，从而形成收入差异。应该说，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劳动力价格应该长期徘徊在生存底线吗？国家资本可以成为董事长等高管人员获取高薪的理由吗？人的能力真的有财力差距那么大吗？业绩究竟是个别高管人员创造的，还是政策照顾、行业垄断和广大员工辛勤劳动的结果呢？公司出现巨额亏损，需要政府援助时，高管人员过去和现在领取高薪是对的吗？

　　奥巴马在《无畏的希望》一书中写道：“当然，保守人士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可能会有他们的盲点。以公司执行官薪酬为例。1980年首席执行官(CEO)的平均薪酬是每个小时工平均实得工资的四十二倍。2005年是二百六十二倍。一些保守派言论阵地，如《华尔街日报》社论版，试图为高得出奇的薪水和优先认股权做辩护，认为这是吸引高端人才之必需。他们甚至放出谬论，当美国大公司的老板身宽体胖、心旷神怡之际，便是美国经济运作良好之时。但是CEO工资的激增与业绩提高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些全国收入最多的总裁，其公司主要表现是赢利陡降、股票贬值、失业率增升、员工养老金匮乏。造成首席执行官工资变化的不是市场规则，原因在文化。工人的平均工资曾经一度很少或没有涨幅，而美国许多首席执行官在攫取和利用圆滑、温顺的公司董事会方面几乎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美国人懂得这种贪婪的道德观念对我们集体生活的危害。”

　　二百六十二倍！奥巴马用“贪婪”和“厚颜无耻”来表达他的愤怒和不满。在中国，许多“打工仔”的年收入在一万元人民币左右，而CEO们的年收入是他们的三百倍、八百倍、一千二百倍、六千六百倍。不知道奥巴马还能找到什么词来痛斥？而且，我国工人绝对收入水平比美国低多了；高管人员代表的是国有资本，高管职位是通过任命而不是竞聘获得的……

　　真的不公平，太不公平。

　　奥巴马用同情心缺失(empathy deficit)来解释：“如果一位公司首席执行官在某些方面视工人与他是平等的，那么我们就很难想象，他可以一边给自己发几百万美元的分红，另一边却削减员工的医保费用”，“我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似乎正在遭受着同情心的缺失，而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自省”(《无畏的希望》)。“如果，芝加哥南部有一个孩子无法上学，即使他与我非亲非故，我也会心怀忐忑；如果，有位老人因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不得不在治病和租房之间痛苦抉择，即使他与我素未谋面，我也会如坐针毡”(2004年，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这就是孟子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这一点，对那些自以为才智过人而财富永远不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追求公平，是一个健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让差异无限地、人为地扩大，就必然有失公平，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就变得不可能。

　　因此，我认为：

　　第一，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高管人员的薪酬与普通员工平均工资的比不大于发达国家。是能做到的。

　　第二，给工人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根据GDP、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同比例提高这一标准，使劳动者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管劳动力后备军队伍有多大。是能做到的。

　　第三，开征遗产税，不让一代人的收入、财富状况成为下一代人公平竞争的障碍。财富来源于社会，复归于社会。是能做到的。

　　第四，鼓励捐赠，财富成为彰扬道德的手段。是能做到的。

　　第五，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切实维护人的生存权。是能做到的。

　　总之，既要承认差异，又要缩小差异，限制非自然因素在扩大差异中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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