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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望京:危机下的国际社区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12日 15:09  《第一财经周刊》
古北&望京:危机下的国际社区
《第一财经周刊》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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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韩国人到中国的跨国迁移,2008年的金融风暴再次触动了这些移民们敏感的神经。离开还是留下?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文|CBN记者 常怡 邱珈  实习记者 廖兰心

  “我会卷土重来。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42岁的韩国人韩尚润说,他未来还会回到自己深爱的房地产业。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宽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前几个月,他不断地为朋友送行。其中包括一位在中国做了5年房地产经纪的朋友—他在2008年底离开了中国回到韩国。韩尚润在古北的一家餐厅里跟他吃了一顿离别的晚餐。仅仅几个月前,韩尚润根本不会相信这位朋友会这么快就离开中国。“离开中国是迫不得已的,”韩尚润说,“如果不是经济危机,他应该做得很好。”

  韩尚润在中国已经有17年了,他打算留下来。

  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前LG双子大厦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朴允植也正忙着在望京的三富者韩国料理店为朋友送行。这是他最喜欢的餐厅。“韩国人讲究不吃饭就不算是送行。”朴允植说,“与韩国相比,北京以前是个安静、物价便宜的地方,但现在正好相反。”

  几个月前他刚刚退休。在北京生活了14年的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朋友要回到韩国。但他打算继续留在中国。

  他们,这些居住在上海、北京的韩国人在现实面前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上海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局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上海常住的韩国人有22736人。但因为很多韩国人是持访问签证来到中国的,所以出入境管理局统计的数字比实际的少很多。上海韩国领事馆估计目前在上海的韩国人超过4万。这个人数已经较2008年初减少了20%,这意味着已经有超过1万韩国人离开了上海。

  三富者韩国料理所在的北京望京地区,是北京市区东北角的一个著名居住区,2008年初这里曾经聚集了大约7万韩国人。而到2008年底,据“在中国韩国人会”估计,已经有两万韩国人搬离了望京。搬离的人数在2009年还在不断增加。这个韩国人的民间组织就位于望京的中心区域。

  北京望京实验学校是望京地区拥有韩国学生最多的学校。截至2008年上半年,其1000余名学生中,外籍学生人数占到了1/5,其中80%都是韩国学生。它所在的望京西园三区和紧邻的望京新城小区成为望京地区韩国人最密集的小区。在寒假开学的那一天,望京实验学校整洁的教室里显得有些空旷,出现了或多或少的空位。学校国际部的老师估计,有将近一半的韩国学生没有回来上课。

  “最初,在中国的韩国人从亚运村的外交公寓搬到望京,就是因为这里有招收韩国学生的国际学校。”“在中国韩国人会”的一位副会长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在没有回来上课的学生中就包括金敏钟11岁的侄子和15岁的侄女。

  “以前140韩元就可以兑换1元人民币,而现在220韩元才能兑换1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学费折合韩元后涨了将近一倍。”正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针灸推拿的韩国留学生金敏钟已经感受到了在中国生活的艰难。就在几个月前,金敏钟的哥哥实在负担不起两个孩子每人每年1.2万元人民币的学费,而将两个孩子接回韩国。

  正处于大学五年级的他因为面临毕业而勉强留在中国,而这所大学低年级的韩国学生已经有至少一半中断了学业回到韩国。

  韩国人的离开让这里的租金下滑了20%,连市场的菜价都便宜了许多。一些经营多年的韩国商铺因为少了赖以生存的韩国顾客而倒闭,以往繁华的韩国餐饮街上出现了不少转让的牌子,望京体育公园体育馆一层的味谈韩国料理就是其中的一家。由于生意不景气,它的韩国老板在2009年1月初回韩国筹资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就这样扔下了自己经营6年的餐厅以及催债的房东和供货商。他的员工因为没有领到工资,一直聚集在这里不愿离开。

  “很多韩国在华的中小企业由于金融危机撑不住而破产,回到韩国。”韩国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处的一位负责人承认:“但目前我们没有准确数字到底有多少企业破产了。”

  在上海吴中路附近的本家小吃店内,会说韩语的店员介绍,韩国客人跟去年相比少了。金汇路上,虹民房产的房产经纪陈萍告诉记者,2008年年底周边出现了比原来市场价低1000到2000元的抛售价,这些房源大多是韩国人转出来的。而在韩国人聚集的锦绣江南小区,由于韩国人的离开,房价已经由原来的每平米1.9万元下滑到了1.5万元。锦绣江南社区居委会估计,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在此居住或买房的1000户韩国人中,搬走的韩国人大概在10%以上。

  这些惨淡的气氛甚至影响到一些大的韩国商业集团。韩国乐天集团旗下的王府井北京乐天银泰百货在2009年1月25日停止了所有开往望京的班车。这家2008年8月才刚刚开业的大型商场聚集了大量韩国高档品牌,为了拉拢在北京的韩国顾客,其一开业投入的20辆商场班车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开往望京的。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7点,每隔两个小时,就会有两辆班车从望京的不同小区出发开往王府井乐天银泰百货。然而由于这些班车多数时候都处于空运行状态,乐天银泰终于决定停止这笔赔本买卖。

  朴允值和韩尚润明显感觉到了身边的变化。

  在2006年当时还是LG双子大厦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朴允植买下望京华鼎世家的这套公寓时,这里还是个闹中取静的社区。然而,仅仅在两年里,由于韩国人拥有较高的消费水平,望京出现了华联、嘉贸、新世界等多个大型商场和沃尔玛、家乐福、乐天玛特等七八个大型综合超市。它的商业面积甚至超过了北京中心商业区西单。

  “如果说以前这里只是我睡觉的地方,那么现在这里已经拥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他说。

  标满韩文的超市,走进任何一家店铺甚至银行都会有讲着一口流利韩语的服务员,这一切让他感觉到方便,但也让他原本不错的汉语有了稍许退步。“因为已经来了14年,我在这里的朋友比在韩国的朋友还要多。”朴允植说。

  当时还是地产商人的韩尚润之所以选择了位于上海古北这里一套价格昂贵的公寓,也是因为这里是韩国朋友们聚集的地方,而且到处充斥着专门为韩国人服务的各种店铺。虽然地理位置已经临近上海的郊区,但古北地区的房价却曾高达每平方米4万元人民币。即便在韩国人大量撤离的今天,这个地区的房价仍保持在每平方米2万元人民币以上。

  “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和语言问题,我们还是喜欢去韩国人或朝鲜族人开的店铺。”留学生金钟敏说,“但现在这边无论是买韩国商品,还是吃饭、剪头发,都要比韩国还贵,所以已经很少去餐厅吃饭了。结果就发现许多原本熟悉的店铺或公司关门倒掉。”

  “很多韩国人来中国做企业,是因为中国劳动成本低,物价便宜。现在劳动成本上去了,物价也高了,所以开始淘汰。”“在中国韩国人会”会长郑晓权说,“虽然有金融危机影响,但我认为之前这些企业也没有打好基础,所以禁不起打击。”

  离开前,家在北京望京西园三区319号楼的韩国人金玄震和妻子一起在小区的垃圾回收站变卖家产。他因为经营广告公司失败而将回到韩国。已经在北京生活4年的他,将带不走的家具全部变卖。“以前都是和些韩国的大公司合作,现在这些企业收缩了业务,所以只能回国。”和很多在中国的韩国人一样,金玄震仍不会说汉语,他的太太只能做简单的翻译。由于韩国人的搬迁,望京西园三区垃圾回收站的赵静几乎每周都会碰到这样的“大买卖”。

  这一切,朴允植和韩尚润都曾经历过。

  1995年,为了筹建LG双子座大厦而来到北京的朴允植,觉得北京的气氛朴实得让他想起小时候和奶奶生活的日子。然而这种感觉在随后的快速发展中慢慢消散。

  那时的北京长安街旁边还没有很高的建筑,审批政策也很保守。在艰难的申请过程后,为了保证街对岸外交公寓的日照时间,LG双子座大厦的设计由立方体变成了圆柱体,顶部成为了现在的斜面设计。

  随后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筹划中的LG大厦停下了脚步。在随后的建设过程中朴允植又遇到了在国外从没遇到过的搬迁问题和2003年的那次非典,让这座宏伟的建筑在筹划了10年后的2005年才最终建成。

  朴允植就和这座LG双子座大厦一起留在了中国,直到今天。“这座大厦是我的孩子,”只要谈起LG双子座,朴允植就充满感情,“我退休后可以选择是回到家乡还是留下来,但我决定为了我这个孩子留下来。”

  虽然在退休时刚好赶上金融危机,但这并没有太影响朴允植和他同事的收入。

  “早在5年前,公司就决定对海外公司用本地货币来支付工资了。所以中国所有员工都是拿人民币的。”朴允植说。LG双子座大厦的业务也并没有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影响肯定有,但也顶多是一些原本有扩大营业规模想法的跨国企业取消了计划,不扩租了。好的写字楼都不会影响很大。”

  虽然要比朴允植年轻近20岁,但韩尚润来中国的时间却比朴允植还要早3年。经历也显得更加曲折。

  1992年,正在读大学的韩尚润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进修了一年汉语。大学毕业后进入韩国大宇集团的他,负责中国房地产投资业务。跟随大宇集团,他曾经参与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延边大宇饭店、桂林喜来登酒店的建设。

  1997年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让这家与现代、三星齐名的韩国企业无法抽身在中国内地进行新的房地产投资。2000年,韩尚润被调回韩国。2001年,他又回到中国,这次则任职现代汽车起亚中国小组。

  “我割舍不下房地产业。” 韩尚润说。

  2004年,韩尚润离开现代汽车,出任韩国地产五强企业之一的韩国佑林建设株式会社(woolim)上海代表处部长。佑林在昆山开发的佑林@泰极楼盘,是韩国房地产企业在上海开发的第一个楼盘。韩尚润参与了从拿地到一期销售完毕的全过程。这给了他信心。

  2007年,韩尚润离开佑林,与朋友合伙创建韩南房地产公司,与上海仲盛集团合作在浙江桐乡运作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他认为,以自己在佑林的经验,出来创办房地产公司即使失败,也可以再进别的知名房地产企业。

  但事情却离他所预期的越来越远。直到去年,韩尚润发现,形势正在急转直下,韩南与上海仲盛合伙的浙江桐乡商业地产项目因销售举步维艰而暂停,他试图继续找寻下一家房地产企业,却已经没人愿意接盘。

  “从佑林到韩南,我开始非常傲慢,非常有把握,相信自己什么事都做得到,眼光也放得很高。直到碰到金融危机,发现很多事情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想继续找房地产方面的工作都找不到。”他失业了。

  “我要养家,如果我还想留在中国,我就必须转行。”他说。在3个月的各处碰壁后,韩尚润终于不得不接受放弃房地产行业的事实。他进入了上海宽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一个销售韩国进口的钢化玻璃保鲜盒的企业。该公司进入中国内地已经5年,目前年营业额为4000万元左右。

  对于他们—这些留下来的韩国企业以及韩国人而言,“信心”是他们应对现实最好的武器。

  “在年初例会上,老板就说,我们今年的任务就是Survive(生存)。”韩国现代重工中国员工May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这家实力雄厚的企业虽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没有任何的裁员或是调回韩籍员工的计划。May的老板韩国人金先生因为任期到了,即将返回韩国,而接替他的仍然是位韩籍经理。

  “我喜欢这里,舍不得上海。”金先生恋恋不舍地离开。

  韩国人李美敬也舍不得离开北京。她是北京爱珂鲜花的老板,虽然只是家规模不大的花店,但北京现代、友利银行、三星、SK等韩国大企业都是她的客户。金融危机让她的生意有所回落,“个人订花的少了,以前订花很大方的客户,现在可能只是订一些表示一下。”

  但李美敬很有信心。2003年她也曾经在北京莱太花卉市场开花店,然而莱太的一场大火将她的财产焚烧一空,甚至包括她的护照。以后那段艰难的日子让李美敬至今不能忘记。“这样想想,现在的困难根本不算什么。”李美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贸易公司工作的同时,韩尚润还在同济大学工程管理与房地产系进修硕士。他希望能通过导师、同窗,积累地产行业的人脉资源。他在等待形势好转可以卷土重来的那一天。“房地产,我喜欢,我有优势。我现在在读书,也是在为形势转好做准备。”他所在的上海宽博今年打算扩张,现在正在招聘销售管理人员以及设计师。

  “在中国的韩国企业正经历一个改革时期,现在留下来的都在为生存而努力,这些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在中国韩国人会”会长郑晓权说。

  韩国通信企业保罗(音)电信也是这些“逆潮”企业中的一家。这家中小企业专门生产笔记本电脑使用的无线互联网用调制解调器,2002年进入中国市场,但因中国企业在技术上迅速追赶,于去年放弃了在中国的业务。但最近,这家公司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CBD商务区重新设立了办公室,并准备重开业务。这家小公司希望“能借到中国政府扩大内需的东风”。

  “韩国在上海的企业约有3200多家,2008年新进入上海的就有500多家。”上海韩国商会事务总长、益克丽安商务有限公司代表金国泰表示,2009年上半年,虽然不会很多,但仍会有新的韩国企业进入上海。

  益克丽安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为上海的韩资企业提供咨询和中介服务的公司。虽然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但业务仍处于上升态势,2008年这家公司的营业额增长了40%到50%,正准备继续增加人手。

  对于梦想回到中国地产行业的韩尚润来说,2009年是要生存的一年,只要坚持下来就有机会卷土重来。而对于已经退休的朴允植来说,2009年则是全新的,他将告别朝九晚五的生活,一生从事建筑行业的他,将成为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顾问和合作伙伴,共同寻找中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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