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铭

　　“实质上只要解决卫生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就能顺利得到解决，希望此次医改及其配套方案最终能够实现全行业的健康发展。”3月5日，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在两会间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业界亟待改变现有的管理体制。

　　医改中8500亿元的投入也成为企业关注的重点，对此，谢子龙呼吁采取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医保问题，并放开医疗服务市场，将民营资本纳入到大医疗体系中来。

　　补贴方式最重要

　　《21世纪》：陈竺部长在介绍医改方案中8500亿的投向时曾表示，一方面投入保障体系，一方面投入服务体系，但保障和服务的具体比例尚未确定。你怎么看待这8500亿元的投向？

　　谢子龙：8500亿元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但如果投入医疗机构基础设施、设施设备，这是远远不够的。我特地在省内做过调查，多数当地医院未能和卫生行政部门形成正常的监管关系，存在行政任命、财务划拨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依赖投入的医疗机构就是一个无底洞。

　　因此，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方式是很重要的。供选择的方式有：投入补贴供方(医疗单位)，或者投入补贴需方(患者)。表面上看只是补前或补后的简单区别，但在实际运行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效果却大大不同。

　　《21世纪》：企业对于8500亿补贴的投向是怎么考虑的？

　　谢子龙：8500亿如果补贴患者，则可在国内形成医疗服务保险，这样的保险甚至都可以不通过现有国家部门，而是以商业保险公司存在。瑞典的保障机制就是由几家医保公司组建起来的，它们是非盈利的慈善机构。医保公司间竞争的结果就是这些公司对医院的服务形成监督，患者在医院就医时将获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医保服务也会更好。

　　对于现在国家投资重点是补贴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一个理由：目前国内医疗服务供给不足，优质医疗资源缺乏，充分竞争会导致稀缺资源更加稀缺。但从市场角度看，有需求就会有供应。国家只要把医院的审批放开，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市场空缺自然能填补上。

　　“医药分开”应是管理模式

　　《21世纪》：你怎么看，医改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寄托于解决以药养医上面，并通过取消药价加成、收支两条线等方式来实现？

　　谢子龙：据统计，国内医疗服务机构用药占药品销售市场份额80%，目前实施的取消加成、收支两条线无法彻底斩断医院和药品之间的联系。

　　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分开是十七大报告中提纲挈领的指导思想。但在实际操作中，医药分开有被“收支两条线”取代的趋势。这是个伪命题，收支两条线只是一种财务管理方式，最后的利益归属还是在医院。

　　《21世纪》：“医药分开”能否就此实现？

　　谢子龙：事实上医药分开应该是一种管理模式。日本自1956年实行《医药分业法》以来，一直在实施渐进改革，逐渐将社会药房配药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55%。美国1951年通过的Durham-Humphrey修正案区分了药剂师和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近年美国社会药房的处方量占全国处方总量的70%以上。

　　我建议，实施“医药分开”先从基层医疗机构试点，取消社区医院的药房，以社会化的医药零售企业代替。现在的情况是，医院现在以垄断的姿态控制处方药，使之不能进入药店。有的医院甚至明确指示供货商：如果将处方药提供给药店，则停止供货。这导致虚高的药价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来平抑。

　　《21世纪》：怎么会想到对《药品管理法》提出全面的修改？

　　谢子龙：2000年的12月开始实施的《药品管理法》，到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作为医药领域的“母法”，《药品管理法》对于医药生产销售企业关系重大，因此，我觉得必须作出修改。

　　违法药品广告是老百姓最头疼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公众媒体上的药品广告都涉嫌违法，但体现在现行的《药品管理法》中，药品广告的审批权、监督权、管理权三者分离，无法彻底根治这一顽疾。同时，网上售药作为电子商务的一种，面临突出的监管问题。截至2009年2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只批准了10家向个人提供非处方药品的互联网药品交易网站，但实际上从事网上售药的非法网站非常多。

　　另外，假药劣药的界定方法也不尽完善，而药品使用单位质量管理规范的缺失长期以来也得不到重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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