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安排不难发现，民生财政的特征更加鲜明，转向民生财政的步伐加快。

　　有数字为证：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促进消费方面，中央财政对农民的各项补贴达到1230亿元，增长了19.4%；中央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住房和文化等方面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支出达到7285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增长了29.4%。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这些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可以说仍是空前的。这反映出民生的理念已经变为实际的行动，已落实到当前宏观决策之中。

　　民生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为内涵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与公共财政的融合就形成了以改善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为终极目的民生财政。这是与传统“物本财政”相区分的以人为本的财政观——“人本财政”。

　　民生财政有3大职能：一是促进消费水平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从物的一方面来看，就是为了使消费与生产达到一种均衡，防止两者脱节而导致生产过剩危机。从人的一方面来看，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消费来提升人的各种能力。第二大职能是控制消费的差距，推进基本消费平等化，使每一个人免于饥饿；使每一个人识字，获得基本的文化知识；使每一个人有地方去看病，并看得起病；使每一个家庭都有基本住房，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基本消费的内容，应当人人享有。第三大职能是化解消费风险。这不只是消费对象的风险，如食品、药品、用品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消费行为过程的风险，如可获得性风险，即买不起的风险，如食品、教育、保健；可及性风险，即有钱也买不来的风险，如良好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和洁净的水。在这里，私人消费风险不仅包括了消费对象物的短缺风险及其安全风险，也包括了私人消费能力不足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消费风险仅仅依靠个人和家庭是难以化解的，往往离不开政府来兜底，即承担边际风险。此时，政府是消费风险的最后承担者。

　　从2009年的预算安排来分析，民生财政的3大职能都得到了较好体现。越来越多地履行这些职能，意味着其正在转向民生财政。如，拿出42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促进就业；承诺争取用3年的时间，解决近1000万户居民的住房困难；实现全国每一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缓解看病难的问题；调整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农民工子女将就地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等等。这些都与民生财政的宗旨一脉相承。

　　不言而喻，上述这些快增长的中央财政支出对于扩大消费、防止消费差距进一步扩大、化解消费风险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从更宽广视野来看，2009年的财政决策不仅是着眼于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也和2000年联合国世界首脑大会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相吻合，对于我国承诺在2015年之前要实现的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等8项目标也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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