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身价农户为何陷入“贷款难”？

　　记者 王晓明

　　吉林省一个种植大户、养猪大户，论身价至少过百万元，却为了贷款20万元流动资金一筹莫展。专家认为，如今农民发展产业急需资金支持，有一些制度性障碍必须要突破，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难题，应尽快转换思路，从农民自身入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开辟改革新途径。

　　拥有“百万身价” 一样“贷款难”

　　2008年1月份，一个身穿皮夹克、脚蹬棉皮鞋的中年男子来到了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信用社副主任杨艳辉的办公室，开门见山要贷款20万元。

　　这个人叫夏国峰，是梨树县胜利乡长发村村民，不仅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种地大王，还是养猪能手。杨艳辉说，夏国峰通过承包他人土地，一共种植了15公顷玉米，家里还养了三四百头猪，还有1.5公顷地的林照。1公顷地至少打1万公斤玉米，15公顷就是15万公斤，按照市场零售价格每公斤1.3元计算，他种地收入就接近20万元，再加上300多头猪，市场价值也在50万元左右，林地价值也超过50万元，初步估算其身价至少过百万元。

　　夏国峰说，到信用社申请贷款主要是作为养猪、种地的流动资金，便于周转，但每个地方都说他那些资产不能作为抵押，给他放贷不合程序。“就算我养猪赔了，种地的收入也够还贷款，毕竟种地收入基本是稳定的。”他说：“我到农村信用社杨主任的办公室，怎么商量都是不合程序，后来县里的银行跑遍了，也没人敢给我贷款，眼看着家里的猪吃不上料，心里别提多上火。”

　　杨艳辉承认，夏国峰这种身价，在他们那里属于“黄金客户”。从感性上讲，大伙都相信夏国峰具备偿贷能力，但从程序上看，确实没法给他做这笔贷款。杨艳辉说：“尽管夏国峰身价过百万，但他的资产都不能作为我们的贷款抵押，信用社想给他贷款却也无可奈何。后来有一天，夏国峰又来到我办公室，把1.5公顷的林照拍在桌子上，说是押在我们信用社，等他啥时候还了贷款啥时候再取走。”他说：“眼看着农民需求满足不了，我们也着急，最后没办法，我让他找了几个担保人，通过联保的形式给他贷了10万元，以解决燃眉之急，后来没几个月人家就把贷款还了，但听说由于当时资金不足，还是影响了他生猪的饲养规模。”

　　基层干部认为，目前农民每家每户种地的资金需求基本能够得到满足，所谓的农民 “贷款难”，主要是农民想发展养殖业，或者搞棚膜经济等额外产业时缺乏资金支持。杨艳辉说，近年来农民贷款需求量逐年加大，但真正用于种地的只有不到30%，绝大部分都用于发展棚膜经济、畜牧业。

　　农民贷款：存在三个“制度性”障碍

　　从夏国峰的案例分析，专家认为，当前要解决农民贷款难题，主要存在三个制度性障碍，一是信贷品种少，农民手中缺少符合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物”；二是土地分散经营导致农民资金需求分散，农民抗风险能力差，金融机构风险大，放贷成本高；三是农村整体金融业务发展与城市差距太大，资金流动性不足，难以满足农民越来越多的贷款需求。

　　东丰诚信村镇银行行长孙翔认为，农村信贷品种不全，农民缺少符合要求的“抵押物”，政策的“条条框框”抬高了农民贷款门槛。据他介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程序规范，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不符合程序的贷款他们是坚决不能做的，农村信用社也一样，受限于一些行业的规范性制约，在农村的贷款业务中缺少灵活性，这也是村镇银行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

　　孙翔说，农民所有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动产，在传统金融机构中不能作为抵押物，而且也没有一个冻结、评估机构，对农民的动产进行作价，所以农民贷款难。他说：“但在我们这里，农民的猪圈、土地、林照、农机具等都可以作为抵押，我们不用评估，也不用登记，我们给它认定一个价值，主要目的不是收东西，而是发挥一个制约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灵活性。”他认为，解决农民贷款难，各家金融机构都应考虑农民“动产抵押”问题，呼吁成立对农民动产进行冻结、评估的部门，提高农民在金融机构面前的资质。

　　“给农民放一千笔贷款不如给大企业放一笔。”四平市银监局办公室主任申万春说，由于业务分散到千家万户，比较琐碎，金融机构要做市场调查，本身放贷成本就高，加上农民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遇灾遇险很容易丧失偿还能力，加大金融机构放贷风险，这也是不少金融机构农村业务逐渐萎缩的根本原因。据他介绍，前些年，由于无利可图甚至经常出现风险，不少商业金融机构纷纷撤出农村市场，一度呈现农村信用社独木难支的局面，一些基层党政干部还经常强制贷款，信用社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磐石融丰村镇银行办公室主任董家夫算了笔放贷成本账：他们十三四个业务员，到期经常要下去催款，逾期的还要挨家挨户催，他们2台车下乡，一天光是油钱和吃住就得500元，一个月至少下去10天，一年120天，其它成本不算，只此一项就得6万元。

　　农民资金需求不断加大，农村信贷资金整体不足是第三个障碍。杨艳辉介绍说，我国整体金融体制导致农村资金不断“外流”，数量远大于“注入”。以梨树县邮政储蓄为例，近几年吸储数额每年以20%速度递增，2008年底存款余额达到8.4亿元，这些资金基本都从农村抽走了。他说：“目前我们信用社总贷款规模16.5亿元，但仍无法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估计缺口在4亿元左右。”

　　农村金融改革：从农民自身入手觅新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在反复中探索，但始终没有解决农民“贷款难”这个最根本问题。专家认为，要从根源上解决农民贷款难题，必须从农民自身入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合作组织为载体与金融机构实现对接，寻觅农村金融改革的新路。

　　吉林省农村金融行业专家姜柏林认为，农民贷款难，主要就在于组织化程度低，市场主体地位低，导致抗风险能力弱，信誉等级差；小额频繁性交易，大型金融机构难以适应，信贷工具和保险工具缺乏有效的合作载体。他分析说，金融机构面向千家万户贷款，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利益不可持续；个体农民面对金融机构，主体地位低，交易不对称，获取贷款的机会就小。他说：“依托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一方面能解决金融机构业务过度分散导致高成本放贷问题，同时还能增强农民在市场和金融机构面前的主体地位，是今后解决农民贷款难，农村金融改革破题的必然方向。”

　　东丰诚信村镇银行近两年已经开始尝试与一些专业合作组织合作，行长孙翔介绍说，由于机制灵活，近两年在农村贷款业务中，他们一直在寻找既能更好支农、又能降低风险的好办法，把农民分散的需求变为一种集中式的需求。他举例说，在东丰镇太和村，多年来农民一直扣大棚种香瓜，香瓜的品质好、口感佳，在外面名气很大。他们通过调查，认为太和村如何能把瓜农组织起来，统一运作资金，统一种植、出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在村镇银行促动下，太和村成立了香瓜生产合作社，2008年10月，诚信村镇银行给香瓜生产合作社一次性贷款80万元，帮助8户社员新建了8栋永久性大棚，在社员买材料，建大棚过程中，村镇银行始终帮助农民联系、运作，目前大棚里香瓜长势良好，预计今年内，农民新建大棚数量能达到60个。

　　“都说农民贷款难，关键是分散的需求没有集中起来。”孙翔说，我们就是在工作中去创造这种集中的需求，不仅有利于当地香瓜生产逐渐走上规模化、规范化轨道，通过合作社农民统购、统销还能节省成本、增加利润，同时合作社整体实力上来了，还能有效降低把资金贷给分散农户带来的风险。据了解，目前他们还正在和两个村子谈筹划养牛小区的建议，把分散养牛户的资金需求集中为养牛小区的整体需求，力争通过他们推动，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今后解决农民贷款问题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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