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张志勇 

　　保就业，其关键就是“保企业”，这是连日来，来自民营企业的代表委员们在两会上所表达的共同心声。

　　受金融危机继续蔓延的影响，虽然当下，把保增长、促就业上升到一场应对危机的国家行动，但客观地说，单纯地依靠政府采取一些扩大就业的措施其实还远远不够，其关键还在于使民营企业如何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但在这一波经济完全处于下行的挑战面前，民营企业，尤其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所受到的重创和打击是巨大的，这一现实问题不能回避，这随之而来就有个现实问题必须回答，那就是如何保企业，保企业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民营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自身也正面临着调整，而恰恰在这个时候，金融危机使民营经济所遇到的发展中的困难和自身转变的双重压力显得更加突出。如何利用好这次危机，如何从危机中转机为安，从危机中产生新的机遇，必须要有全新的体制性政策调整。

　　此前，关于助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办法和措施及相关配套的办法各地也在不断地出台，但客观地说，大都是治标不治本，关于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个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再次成为两会热议的焦点。于是在今年的两会上，一些民营企业家代表和委员，再次提起4年前国务院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问题。

　　当前，对保企业，我们既要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同时中央政府必须要下决心突破体制性的障碍，不然，保企业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会使民营企业处于在保企业中自己瞎着急的被动局面。

　　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民营企业已处于自身发展的调整期，单一的外向型经济已走到十字路口，廉价的劳动力、低廉的商品已无市场竞争力，外贸依存度过高，靠资源、无自我创新的产品已使企业无法适应当今市场的变化。转型和产业升级已逼着民营企业通过市场的办法来解决生存的问题。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对市场变化嗅觉灵敏，资本导向面对市场，自我创新动力启动快，等等这些，应该说是民营企业优于国有企业率先突破危机周期的自身优势所在。

　　然而，民营企业要想完全实现快速突围，走出衰退的窘境，仅靠自身力量远远不够，更关键的问题是开放市场，还商于市，让利于民。正如最近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言：“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也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或是说，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的文章做大，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消除过多的管制，释放民营企业自我调节的活力。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在冲破体制性障碍上有新的举措，更加开放市场准入，在公平竞争环境和要素市场形成上有所作为，把打破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这篇文章真正地做下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民营企业会率先实现对危机的突围，冲出危机周期，从而带动整体经济出现转机，这应该是实现保企业最应该考虑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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