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政策的变化，我们需要用历史和理性的眼光去观察，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用数据和事实进行广泛沟通

　　一段时期以来，围绕货币政策的变化存在诸多议论，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瞩目，即认为货币政策在2008年早些时候就应放松，甚至将经济的急速下行同货币政策挂起钩来。对此需要更多冷静的观察和分析。

　　货币政策由于其公共性和广泛的市场性，历来在各国都备受关注。但货币政策逆风向调节的特点，也使其饱受争议，并常常成为众矢之的。货币政策的整体性考虑常常会影响到某些局部利益，因此需要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一些建议或意见。一个总得到热捧和掌声的货币政策是危险的，它虽然在一定时期推动经济较长时期的非理性繁荣，但最终会走下神坛。当下的美国金融危机或许就是这样的案例。同样地，一个时常受到质疑的货币政策也是不正常的，它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不利于从深层次探究问题的根源。因此，对于任何政策的变化，我们需要用历史和理性的眼光去观察，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用数据和事实进行广泛沟通。

　　“货币政策松动迟缓论”认为，当美国等主要经济体频繁向市场体系注资之时，中国却在不断收紧银根，因而丧失了最佳调整时机。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从历史看，中美两国由于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差异，货币政策调整一向是不同步的，货币政策态势与取向最终取决于当时所在经济体的发展情况。美国等经济体之所以采取了非常规的注资和松动政策，是因为国内已经出现了金融危机，发生了明显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货币市场融资功能丧失，出现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短缺。反观当时中国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并未有效缓解，经济快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问题依然突出，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加大，CPI、PPI仍在高位运行。虽然当时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在一些方面已有所显现，但中国经济金融的基本面依然稳固，货币市场运行平稳，流动性充裕，人民币汇率依然处于升值状态。在那样的背景下，如果贸然采取松动的货币政策，不仅不符合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理念，也可能造成预想不到的更为严峻的局面。

　　次贷危机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危机对各国经济和市场造成的冲击更是不断超出人们的预期。我国对危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从最初关注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逐步上升到全方位认识，进而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各国的货币政策，避免事后预言家式的武断。人们的认识水平总是与实际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2008年上半年，虽然很多经济体的金融市场综合指数有较大幅度调整，但经济运行常规性指标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异常，特别是经济运行的一些先行指标，诸如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费指数(BDI)，以及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状态，只是到下半年以后才逐渐发生变化。我们不是先哲，在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应当承认形势的复杂性和我们认识的局限性。

　　退一步讲，如果我们上半年就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有什么后果呢？曾有一个资金比较充裕的企业，在2008年前几个月，由于预计PPI和大宗商品价格会攀升，就相应增加了材料库存，结果在2008年后几个月原材料价格急剧下滑的情况下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试想，如果我国货币政策像一些人期待的那样松动，按惯例商业银行很难做到信贷均衡投放，而会在第一季度放出大量贷款，企业得到贷款后在买涨不买跌心态的驱动下，可能增加材料库存，扩大生产规模。在外部需求和主要材料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会造成产品和材料库存的双积压，结果会增加企业的负债成本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国虽然已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不足以阻止世界经济特别是外部经济的突然下滑，在国内市场还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急于采取扩张的政策是危险的。从这个角度讲，在2008年上半年经济环境极其不确定的情况下，从紧的货币政策无疑是有效的风险屏障，它不仅限制了许多企业的盲目扩张，促使了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也为后来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货币政策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必需与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2008年下半年特别是后几个月以来，国内外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加深，外部需求急剧下滑，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主要省市贸易进出口增长都出现明显下降，我国货币投放结构发生变化，由于外汇收支顺差增加的货币供给减少；与此同时，CPI、PPI持续回落；主要经济体利率大幅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变等，所有这些都为逐步放松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决定扩大投资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要进行重大调整。这样的调整标志着危机环境下宏观经济管理从此进入新的阶段，并向市场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公共投资中的作用；发挥我国高储蓄的优势；发挥货币政策在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中的作用；稳定经济预期和市场信心；注重内生性经济增长。这样的调整会扩大引致投资，相应提高不同经济主体的信用能力，增加对商业银行的有效信贷需求，从而便利货币政策的传导。这样的调整也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良好的配套环境。

　　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基调在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稳健、适度从紧、从紧、积极、谨慎灵活、适度宽松等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调整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不单纯是货币行为，也反映了金融危机在我国的传导和影响，反映了实体经济态势的改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综合判断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同时也折射了中央银行独特的判断。

　　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货币政策，需要我们深刻认识货币政策的性质和特征。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既要体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又要反映货币政策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既要体现应对危机时期的特殊性，又要致力于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既要努力促进特定时期政策目标的实现，又要努力在不同目标中进行权衡。换言之，货币政策应在坚持公共性、统一性、均衡性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律性、透明度和公信力，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为此，我们需要深化对经济金融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全球化背景下货币监测分析框架，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决策水平。同时，继续加强货币政策的社会沟通，让社会各界更加充分认识中央银行的行为哲学和货币政策的平衡观，了解货币政策决策依据、过程、程序及其效果。

　　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货币政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以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评价。我国宏观调控目标从来没有在短期内经历过如此迅速的变化，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到防止经济过热，到抑制通货膨胀，再到目前的保增长、促就业。对于全球化背景下距离我们最近的危机所导致的变化，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仍有许多待解的难题。中国没经历过，发达国家有的也没经历过。也许在未来宏观经济管理教科书中需要充实和完善这方面的内容。这场危机的影响还未结束，仍在考验我们的政策，考验我们的危机管理。这既是现实，也是历史，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回味、去研究、去认知。

　　作者系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中国金融》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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