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后，中国储蓄快速增长的主要特点是，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上升明显。1998年前后，中国的储蓄率大约37.5%左右，到2007年，上升为49.9%。1997年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13%，到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2.5%。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

　　从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看，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高水平。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问题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成本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不需从工资中支出，居民的储蓄动机并不强。那时的储蓄还被称之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但到90年代以后，中国实施了养老、住房、医疗体制等改革，改变了原有的“铁饭碗”制度，企业不再直接负担工人的养老、住房等支出。但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建立，这一方面迫使居民要更多地承担各类长期性支出，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储蓄上升，也并未相应地承担社会保障体系的责任，事实上企业并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为工人的养老、医疗和保险等，这使企业储蓄显著上升。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看，居民和企业储蓄率同时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国虽然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有些领域的改革尚不够到位。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经市场化了，成本也已经真实化了。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改革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也会影响储蓄率的调整。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化。

　　四、对美国家庭低储蓄率的观察

　　近年来，美国家庭储蓄率的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基本维持在7%-10%的水平；第二阶段是在1997年以后，储蓄率显著下降的同时伴随着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显著上升，特别是贸易赤字的上升。对于该现象目前有许多种解释。有观点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90年代中期以来各方对美

　　国经济保持着“过度乐观”(Euphoria)态度所致。具体来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解体，这些国家的经济一度滑入下行轨道；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也陷入长期停滞；而欧洲存在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问题，表现不佳。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具有全球最优的经济体制，似乎无人能够挑战。而其他经济体中唯一能在增长模式上形成一定挑战的是东亚模式。记得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批评亚洲经济的增长完全是要素投入型的，并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也受到重挫。从IMF给亚洲开的药方看，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模式的观点。

　　观察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近年来虽然也遭遇本世纪初的“9.11”恐怖袭击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等重大冲击，有关经济数据呈现异常变动，但都迅速恢复，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良好恢复力，致使市场对美国经济“过度乐观”。这种观点也显著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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