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天灾考验农民增收路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亟须“提高成本”

　　一场无声无息的天灾，已在近43%的小麦产区盘踞了4个多月。从“秋冬连旱”到 “冬春连旱”，从“罕见旱情”到“一级预警”，北方特大干旱一步步升级，节日气氛尚未消退，中国的农历牛年先迎来了一个辛苦开局。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场旱灾没有像地震那样的山崩地裂，没有像洪灾那样的惊涛骇浪，但它却直接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群众生活。”央视的这段话高屋建瓴，点出了目前旱灾的深远影响。而在聚焦旱灾之外，更多发人深思的话题，正等待我们的挖掘。

　　◆政府领导的抗旱路

　　2月5日下午5点半，河北某县水利局大楼里，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空无一人，由主任带队到水利局长那边开会已经两个小时了，仍没有散会回来的迹象。

　　“平常很少这样开会的，大家心里都很着急。”面对3点半就在这里等待采访的北京晨报记者，水利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无歉意地表示。而在等待的过程中，这名工作人员也是异常忙碌，不停地向下属机构发送各类抗旱红头文件。

　　实际上，不说各地政府部门如何忙碌，单单“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历史上第一次启动了I级抗旱应急响应”这条消息，就足以令大家紧张起来。自2月初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纷纷拨出巨额抗旱资金，要求“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民尽早购买水泵、喷灌机等抗旱机具”，引导农民早日进行灌溉。

　　而在这之外，一项更要紧的任务是“下派抗旱督导组，扎实抓好抗旱措施的落实。

　　◆农村水利设施加速失效

　　“俗话说牛马年好种田，这个牛年却真让人发愁。”山东某村田间地头的闲聊中，一位老伯向记者感叹。在这个“不好种田”的牛年，不争气的水利设施更让农民焦虑。“邻村打个新井出来后，我们村的井就没水了，必须打个更深的，结果是井越打越深，自己跟自己打架。”

　　这正是目前农村基础水利设施加速失效的关键原因，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山东一个村庄里，即便是2002年后打的井，目前能用的也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而比起新修的水利设施，旧有的水利设施更是普遍荒废。“我们组织的调查组发现，许多村庄在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都已废掉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向记者表示。

　　井越打越深的另一个影响是需要水泵等抽水工具，不仅增加了电或者柴油的成本，操作起来也更麻烦。“现在要找水泵还有很多东西才可以浇地。”安徽某村民如此表示。

　　◆抗旱机具购买欲望不高

　　“浇地者寥寥无几！”2月3日，新年刚过，抗旱警报已经拉响，不过，很多地方的村民并没有响应号召，河南漯河一位村干部颇为愤怒又有几分无奈地表示。

　　据这位村干部分析，没人浇地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水源问题、工具问题，田地里公用的水井早已闲置并坏掉了，各家也没有准备浇水工具。

　　而在水源、工具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观因素更严重，“现在村民生活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对于地的依赖不是那么强烈，积极性就不那么高了。”

　　实际上，所谓对地的依赖，在农民那里就是对粮食生产收入的依赖，由于种粮收益太低，在这方面的投资上，农民是能省则省。

　　“即使他们有点钱也不愿意投到农田水利设施上，种粮换来的收入少得可怜，能收多少是多少。”郑风田教授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提升农民积极性方面，目前政府的引导和补贴政策与农民的预期出现了一些心理错位。

　　虽然政府给予了购买抗旱机具的补贴，不过并没有激起多大购买意愿。“花几百上千买一个，一年也就用一下，很多年还可能用不上。”采访中，一些人表示，“大家听说浇地有补贴才浇的地，要不是有补贴，没有几家会浇地的。”

　　“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行了联合农机作业制度，这是最有效的。”在郑风田教授看来，由于我国粮食生长和成熟从南到北呈梯队状态，无需学习日本或欧洲，让每个农民都投入高成本去购买全套的农机，“可以直接给农民发放现金补贴，而不是费力引导农民购买农机、打井。”

　　◆经济作物挤占粮食种植

　　从山东日照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边悠闲地嗑着花生，边与记者闲聊。“抛荒的倒不多，地在那儿，总有人种的。”不过他说的显然不是自己，因为他正在前往北京打工的路上，或许正因如此，对于沿路四处可见的焦黄麦苗，他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这种心态在农村主要劳动力群体中大量存在。不知从何时起，让农民选择种粮成了一个难题。

　　记者在山东某村调查发现，目前该村种粮与种经济作物的比例约在1比1左右，前几年这一比例更偏重经济作物，不过，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经济作物销售价格大幅下降，市场需求也大幅萎缩，很多人才又开始种粮食作物，因为种粮能领到补贴。

　　“经济作物的投入虽然比粮食要大，但是收益也要大得多。”前几年市场情况好的时候，一些大棚蔬菜的亩收益是粮食的数十倍，所以经济作物对粮食面积的挤占十分严重。

　　不止是经济作物在挤占粮食生产的空间，外出打工更是如此。新年一过，许多村庄就只剩下老人和妇女，风调雨顺的年份还能对付，一旦遇到灾害，很难拿出及时有效的解决办法。

　　◆专家建议加大粮食直补

　　“粮食的价格上涨速度一直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种粮的效益比打工的效益差许多、种粮的收入与种经济作物的收入也愈拉愈大。”郑风田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使未来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面临巨大的挑战。

　　实际上，这些年来，国家并没少出惠农措施，尤其是在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上，花巨资引导农民种粮，为何还会出现上述难题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表示，根源在于保障粮食安全与保障种粮人收益之间的脱节，“权利责任并不明晰，种粮的责任在农民，享受稳定粮价的在其他各个阶层，结果使粮农根本得不到应得的收益，很难提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种错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国内的产粮大县一般都是贫穷大县。”

　　“国家应该进一步提高粮食安全战略的‘成本’，让种粮的农民切实得到更大的经济鼓励。”郑风田表示，平衡粮农收益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比如直接按上交粮食的多少来进行补贴，多交多得，少交少得，“直接对粮农进行补贴，同样可以避免粮食价格过分上涨所引发的通货膨胀，是一举两得的事。”

　　◆惠农补助政

　　策还应继续深化

　　“国家惠农补贴政策还有进一步梳理与深化的必要，”郑风田教授表示，“比如良种补贴，受益最大的经常只是部分种子公司。”根据郑风田的调查，目前的农业补贴资金真正落实到种粮农民手里的，恐怕仅在20%左右，这一数字相当惊人。

　　据此，他建议，应该把补贴的钱直接发给农民，让那些直接从事目前太低收益而又承担国家粮食安全任务的种粮农民切实多得点实惠，引导农民抢着去生产粮食而不是选择其他路径，“唯有这样，我国的粮食安全才能够得到保证。”

　　实际上，今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中已经注意到这些，明确提出“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以及“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根据主产区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产粮大县奖励补助等资金”、“引导产销区建立利益衔接机制，促进主产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确保主产区得到合理利益补偿，确保种粮农民得到合理经济收益”等，在平衡种粮收益的背景下，进一步强调把激励制度落到实处。

　　实际上，在这次旱情中，政府已极力强化对直接补贴的落实工作。财政部日前提前拨付了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资金867亿元，其中粮食直补资金151亿元。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特意强调，要“尽快向种粮农户及时足额兑付补贴，旱情严重省份力争一个月内将补贴资金全部兑付到农户，其他省份力争春耕前将补贴资金全部兑付到农户”。

　　◆农民增收路

　　在何方？

　　2009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而这也恰恰是目前“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支柱。不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摆在不少农民面前的增收路，就只有三条：种经济作物、种粮食作物，要不就是出门打工。况且，这三条路最近还都有点磕磕绊绊。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产品价格随着原油价格一路走低，经济作物的收益大不如前，市场需求，尤其是国际需求还在不断萎缩。以山东某大蒜种植区为例，2008年基本就没人赚到钱，许多农民至今仍存有大量现货，以5分钱一斤往外零售。

　　粮食作物的收益本就不如经济作物，加上旱灾的影响，种植成本上升，预期的产量却在下降，很多种地的农民已经把全年的希望都放在了政府补贴上了。

　　外出打工仍是农民的最好选择，却同样面临很大困境。此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表示，按照推算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影响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目前国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包括技能培训、帮助创业等措施，并且要求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去就业。“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国家4万亿元以及地方的投资应该多以工人替代机械，尤其是在建筑、桥梁等工程上。”郑风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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