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金节

    茅于轼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也是一位坚定的信奉市场的学者。相信市场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没错的，但如果以为市场是万能的，可以用市场手段去解决非经济、非市场或者具有明显外部性领域的问题，则可能碰壁。茅于轼先生主张用涨价来解决铁路春运问题的看法就是这样。

    概括茅先生的观点，主要有两点：一是涨价可以解决“黄牛党”以及铁路“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二是不涨价使人们付出了额外的排队成本，而这一成本恐怕超过了涨价的那部分钱。如果我们真按茅先生说的去做，问题能就得到解决吗？

    铁路春运的问题本质并不是票价过低，而是要在短短一个月内，把上亿旅客安全运抵目的地，其中主要是农民工。涨价固然可以解决黄牛党的倒票问题，改善铁路服务，但在要把上亿的旅客运送出去这点上，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涨多少才合适？按照茅先生的说法，是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水平上。一般而言，市场均衡价格可以用黑市价格来表示。因此，春运市场的火车票均衡价格就是黄牛党的车票价格。假定黄牛党的票价比从正规渠道买的票价要贵一半，那么，一张200元左右的硬座票价格的市场均衡价就是300元。如果铁路部门把票价提高到这个水平或再高一点，对有钱人影响不大，一般工薪族也还出得起，但是，对那些收入低下的人群特别是农民工来说，要他们来回在路上花600元，的确要掂量掂量。这样看来，可以减少对火车票的需求，分流乘火车的人。

    茅先生正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看来，春运票价上涨以后，低收入者可能会选择在票价比较低的时候回去。但茅先生显然忽略了中国人对过年的特殊需求。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不是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段可以替代的。从经济学来看，如果把春节回家看作是一件商品的话，那么，在城市还没有准备全面接纳农民工之前，春节回家对多数农民工来说就是一件必需品。必需品是一种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价格幅度内，它不会因为价格提高或降低所动，除非票价提高到人们不可接受的程度，否则，人们要回家还是得回家。

    价格杠杆之所以在春运市场基本失灵，原因在于，春运不简单是一个市场供求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夹杂着亲情、传统，铁路本身的安全性，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与二元结构、地区发展差距等许多非市场、非经济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我国铁路也被设置成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运输主体，而还兼具为社会提供公共运输服务的职能。对此，茅先生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他坦言票价的上调对低收入人群不利，因而要 “想办法帮助他们增加财富”。帮穷人致富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但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春运可是年年都要发生的。所以，在上述问题没解决前，要让低收入人群过年回得了家，还得实行低票价政策。至于“黄牛党”等问题，可以加强打击或者采取火车票实名制等措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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