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贵州)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定，原镇远县血站站长陈登富一案维持一审判决。陈登富犯贪污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和偷税罪，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年前，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曾在批示中这样写道：案结后，要媒体曝光，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严防“血耗子”发人民的血财。

　　如今，此案尘埃落定，“血耗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省检察院反贪局和石阡检察院检察官终于不辱使命，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摆下“鸿门宴”智擒“血耗子”

　　王处长首先向陈检察长介绍镇远的朋友，介绍到陈登富时，陈继忠伸手过去和他握手。趁握手之机，陈继忠用力一拉，就把陈登富拉了过来，两位民警立即上来给他铐上手铐。

　　2006年初夏，一位署名“夏泉”的记者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写了一篇题为《贵州省“血浆经济”忧思录》的报道。

　　文章披露了镇远县血站疯狂违规采血，大肆敛财的现象。同时曝光了镇远县卫生局副局长兼血站站长陈登富，开豪华宝马轿车，家产超千万，是镇远首屈一指的富豪。

　　报道刊发后，被众多媒体和网络转载，引起了省委书记石宗源的高度重视。石宗源书记看了有关材料后，愤怒地斥之为“血耗子”，并要求省纪委、省检察院尽快依法调查处理。

　　恰这时，有人举报陈登富在贵阳投资2100万开设了一家焱祥房地产公司。

　　省检察院反贪局立即展开调查，并按照有关规定，将此案交由铜仁地区的石阡检察院进行初查。

　　这是一个夹生案，之前早有人举报过陈登富行贿贪污，已经打草惊了蛇。怎样才能让陈登富乖乖到案呢？石阡县检察院检察长陈继忠想了个办法，请省卫生厅的同志出面找陈登富谈工作，把他“请”到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地方。

　　省卫生厅对此全力支持，于7月15日派了一位王姓处长赶到镇远。同时，石阡县公安局也派了两名民警配合石阡县检察院的同志一道执行任务。

　　当天，省卫生厅的王处长以检查血站工作为由，约陈登富中午12点到当地一家酒店吃饭。

　　王处长和镇远县卫生局局长到了酒店后不久，陈登富也随后赶到。不一会，陈继忠检察长带领的一行4人也来赴宴了。

　　王处长首先向陈检察长介绍镇远的朋友，介绍到陈登富时，陈继忠伸手过去和他握手。论个子，陈继忠检察长比陈登富矮一大截，但陈检察长是有备而来，趁握手之机，陈继忠用力一拉，就把陈登富拉了过来，两位民警立即上来给他铐上手铐。

　　殊不知，陈登富曾是开大车出身的，加之异常魁梧，便拼命反抗。此时，陈登富身边的一个保镖拿起啤酒瓶子就要砸人，一名民警手疾眼快，迅速将其制服，其余众人一齐努力，才将陈登富上铐押上了警车。

　　随后，搜查组对陈登富的住宅和办公地点进行了仔细的搜查，虽然也查获了一些账簿，但其财务电脑的主机不知哪儿去了，血站的会计早跑了。只在他的宝马车里搜出8万现金和几十件茅台酒。

　　第二天，陈登富被抓的消息很快在镇远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

　　凭借“护身符”，“恶人”反告状

　　凭借这份“护身符”，陈登富开始猛烈的“反击”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省人大、省委政法委等相关部门都收到了他的控告：他被冤枉了，省检察院和石阡县检察院违法办案，刑讯逼供。

　　陈登富就这样进了“笼子”。在检察官的强大攻势下，他开始陆续交代他这些年向县委书记黄保勤行贿的犯罪事实……

　　正在检察官们要乘胜追击的时候，看守所里的陈登富突然翻供，声称自己之前的供述是遭刑讯逼供。对检察官的再次提审，他都是一问三不知。

　　与此同时，陈登富的弟弟请了律师开始铺天盖地的到处控告。

　　陈登富的律师拿着县政府的改制文件，理直气壮地说：“县政府的红头文件白纸黑字写着，这血站是陈登富的私人企业，不是集体也不是国家的，怎么能说是挪用公款？怎么构成贪污？这不明明白白是检察院办的错案吗？”

　　若以文件为据，那血站确实是陈登富的私营企业。那么，也就确实构不成挪用和贪污。

　　凭借这份“护身符”，陈登富开始猛烈的“反击”行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人大、省委政法委等相关部门都收到了他的控告：他被冤枉了，省检察院和石阡县检察院违法办案，刑讯逼供。

　　一个又一个的上级批示传了下来，追查究竟是怎么回事，并限期上报处理情况。

　　省检察院反贪局和石阡县检察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检察官们没有因此而就此放弃。国家明文不允许私人经营单采血站，怎么陈登富就能把它变成个人的私营企业？

　　省检察院反贪局及时调整侦查思路，不再调查陈登富的行贿问题，而是全力以赴调查镇远血站究竟是陈登富个人所有还是国有企业。

　　8月，省检察院反贪局的同志与石阡县检察院的同志一道开始了这项艰苦的调查。

　　省检察院的吴大勇等同志负责调查镇远血站是怎样建起来的和是怎么完成改制的；石阡县检察院则在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下，重新给镇远血站建一本账，检察官们从银行查账，从凡是与镇远血站有业务往来的全国各生物制药厂的源头查起，看这些年，这个血站的资金究竟是怎样的来往。从江西、河南、广东、广西、上海、深圳等地14家生物制药厂一家家地查，一年年地统计；还有一个组深入到镇远乡下，一一寻访卖血的农民，每次卖血可得多少“营养费”？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寻找，吴大勇等检察官终于从黔东南州卫生局1995年的一份文件里找出了一份证据：镇远血站最初由县财政拨款6万元初建，并明确该血站为县卫生局直属的副科级事业单位。然后，检察官们还查出，该血站这些年员工的工资，一直由财政开支，且陈登富也一直是享受正科级待遇，每年还报销几千元的医药费。

　　“移花接木”，血站成私企

　　他一方面不断送钱给县委书记黄保勤，一方面隐匿血站资产，把价值几千万的血站说成是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困难企业。在黄保勤的鼎力支持下，血站顺利完成改制。

　　那么，镇远血站到底是怎么变成陈登富的“私人企业”的呢？

　　检察官通过侦查揭秘了陈登富“移花接木”的手法。

　　陈登富的做法首先是，把按国家规定计划内采的血浆，让各药厂按正规渠道把款汇到血站的账上。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对于大量超采卖出的血浆，他则让厂家把钱汇到“镇远铁合金厂”和“黔东南伟业公司”账上。而这个“铁合金厂”名是陈登富兄弟开的，实际为陈登富所有；那个“伟业公司”也是陈登富兄弟陈登建所开。这样一倒，那些超采血浆所卖得的巨额资金实际就转到了陈登富个人的账上。

　　与此同时，血站急需资金就打借条向“铁合金厂”和“伟业公司借。日子久了，血站的欠条在不断增加，陈登富个人的钱却越来越多。

　　这就是陈登富的贪污之道。

　　经检察官查证，到改制前，陈登富利用这种收入不进账的手段，已贪污2100多万。而镇远血站单是向“铁合金厂”的“借款”就已600多万。

　　可陈登富不满足于已经到手的2100万，他一直想把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但一直没有机会。直到2001年，黄保勤当上了镇远的县委书记，他才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他一方面不断送钱给黄保勤，一方面隐匿血站的大量资产，把价值几千万的血站说成是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困难企业。

　　在黄保勤的鼎力支持下，血站顺利完成改制成了陈登富个人所有。而陈登富仅仅以两台旧车抵给政府，就算是抵清了当时国家的投入。

　　现在看起来，陈登富的“敛财技巧”似乎并不复杂，但当初检察官的调查可谓困难重重。

　　检察官到镇远有关部门调查取证，碰到的是极不配合。要材料，没有；问哪样事，不知道。一个血站站长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保护”呢？

　　后来，血站一名会计交代的一个细节足以说明个中原因。每年春节时，陈登富都要从血站账上提出三四十万给一些单位的头头拜年。

　　为了尽快侦破此案，省纪委与省检察院有关领导专门到镇远开会，要求有关部门必须配合检察机关办案。慑于法律的威力，那些想袒护陈登富的人不敢再与检察机关对抗了。

　　调查从此进入“快车道”。一份份证据证明：陈登富在改制前的收入不上账是3000多万，改制后不上账的竟有7300万。这就是说，有一亿的资金是陈登富通过计划外的疯狂超采获得的。

　　或许有人要问，陈登富既然已经通过改制把国家的血站变成了他个人的，他为什么还要搞收入不入账呢？

　　答案是各有各的用途：改制前的收入不进账是为了个人贪污；而改制后的收入不进账则是为了偷税。

　　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调查，血站的性质明确了，陈登富这些年共有多少资金收入不入账也清楚了，当检察官把这一切证据摆在陈登富面前时，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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