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R：您的理由是什么？

　　陈平：这一次危机，是美国和欧洲积累了30多年的福利社会过度扩张引发的。对欧美的企业来说，目前可行的选择有两种：一是破产重组，以摆脱原有的职工医疗和退休负担；二是政府一次性买断，将职工的医疗和退休金全部国有化，但国有化后的水准要远低于原有水准。这样才有可能从结构调整上走出困境。但到目前为止，看不见任何敢于面对现实的有魄力的领导人，敢对福利社会进行改革的。

　　西方国家传统产业的强大工会是阻碍改革的势力，很多企业和现在的通用汽车一样，退休工人是在职工人的两到三倍，他们拿到的福利之高远不是企业所能够支付的。另外，美国要想搞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州政府来主导，但现在美国50多个州里，40多个都处在破产的边缘。欧洲的非均衡问题更严重，西欧的基础设施本来就很好了，投资不会有多少效果。往东欧投资会有效果，但势必鼓励西欧的企业移到东欧，政治上造成西欧更大的反弹。

　　CBR：那么经济全球化会不会就此受阻？

　　陈平：我认为全球化有两个前景：假如美欧拒绝改革他们的全球政策和福利政策，经济危机将转化为有如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必然促发美欧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结果是世界将分裂成亚太、欧洲、北美三个经济区，最有活力的应该是亚太经济区。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如果搭上中国这条船还可以维持适度的增长率，北美和欧洲肯定是要萎缩的，这是最自然的一个前景；第二个前景，除非美国、欧洲、中国这三个区域签订新的“雅尔塔协定”，达成国际安全与金融秩序的一揽子协议，维持这三个区域货币的相对稳定，三个地区互不干涉内政，合力维持世界经济与安全秩序，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全球化。第二个前景有一点希望，但短期内不大可能。

　　CBR：目前这种局势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陈平：这是中国转变世界观和发展战略的一个黄金机会。中国要摆脱以出口美欧为主的增长模式，发展由中国主导的亚太经济区，必须把和西方主导的“国际接轨”，逐步修正为比美欧更具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其次，必须设立长远竞争性的大学基金会，积极收购国外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销售与信息网络，建立中国独立的创新体系，否则无法摆脱科学技术依赖西方的弱势。最后，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和亚太国家合作探讨比美元中心体系或欧元体系更可持续的国际金融秩序。

　　沈丁立：目前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经济上，美国更多是一个“积极”的力量，统一上，美国则更是一个“消极”因素。过去，为了获得与美国合作的机会，我们的产品不惜薄利多销，由于同美国合作，我们的力量增强了，美国“消极”的一面也随之减少。

　　现在，国际力量的对比正在变化，而且是比过去快得多的变化。200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预计会接近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用8年时间完成了原来预期的本世纪前20年应该完成的任务。金融危机的到来，世界各国陷入衰退，但我国只要每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仍有可能在2030年左右实现总量与美国等量齐观，而且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现代化。借由此次契机，中国也拟改变过去薄利多销的制造大国形象，转而更加重视环境以及产品附加值。

　　中国目前已经是美国的第一大外债持有国，中国政府之所以愿意合作，第一是相信美国政府不会崩溃；第二是相信美国政府还有信用；第三是相信美国至少还有二十年的希望，我们可能就是这么认同的。

　　陈平

　　陈平教授在在新兴交叉学科—复杂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的研究中居于世界前沿，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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