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扩大消费关键是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扩大消费关键是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
本报记者 孙铭
扩大内需成为当前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当务之急，为此，国家出台了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期望国内消费的增长能够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
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樊纲看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一直比较稳定，而且短时期内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扩大消费的政策作用非常有限。
“中国的消费低不是因为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居民没钱。所以中国消费低的问题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收入结构的问题。”1月6日上午，樊纲接受包括本报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说。
谈及结构问题，樊纲认为，主要原因是在总储蓄中，企业的储蓄快速上升，而居民的储蓄在快速下降。而企业的储蓄快速上升，主要是资源型和垄断型国企的收入留在了企业内部，因此，扩大消费的关键是要改变目前中国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近期中国外汇储备下降，引起各界对资本外流的担心。但樊纲认为，近期外汇储备的变化有很多具体的因素，特别是技术因素，他尤其提醒要注意欧元资产近期的贬值。“细节我不了解，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这几个月创下了新高，中国的外资实际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还在增长。”
居民低消费源于企业高储蓄
《21世纪》：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也遭受了冲击，你认为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暴露了什么样的问题？
樊纲：这次危机凸显出了中国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过去40%左右的增长靠进出口增长，靠贸易顺差的增长，致使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80%左右。这次外部需求骤然下降，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起足够大的市场，特别是消费品市场？这暴露了中国消费率太低的问题。2007年中国的储蓄率是51%，49%的GDP是消费，而这49%里面有14%是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只占35%，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状，如果说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什么问题的话，根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这一点毫无疑问。
《21世纪》：消费率太低的原因何在？
樊纲：我们也在问，中国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储蓄率？到底谁在储蓄？到底是什么制度原因导致了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率？
通常的一个解释是中国的居民爱储蓄，但其实中国消费者的储蓄倾向并不高，还比不上亚太区的平均水平。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在最近几年来相当稳定，大约在27%—31%之间。这就出现一个悖论，为什么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基本稳定，而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过去60%降到35%了呢？
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储蓄的增长，加上一点政府储蓄的增长。企业储蓄的定义是企业未分配收入——工资奖金给工人了，税收给国家了，分红给了所有者了——中国的企业近年来有大量的未分配收入留在企业。过去在中国的总储蓄当中，企业占20%，居民占60%，另外20%是政府储蓄，现在变成了总储蓄当中40%是企业储蓄，40%是居民储蓄，政府的储蓄还是20%。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企业储蓄的提高。
《21世纪》：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变化为何不大？换言之，为何消费迟迟不能被拉动？
樊纲：这些年有一些不利于消费增长的因素，比如说社会保障、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仍不到位)。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包括信用卡的使用、消费信贷、全球化、城市化。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居民的储蓄倾向基本是稳定的。
储蓄倾向的定义是居民的储蓄和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是与GDP的比例，这时候就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下降了10%，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提高了10%。
中国的消费低不是因为中国的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居民没钱。最近政府又在出台政策鼓励家电下乡，鼓励农民消费，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统计局的研究最低收入的群体消费倾向是99%以上。所以中国消费低的问题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收入结构的问题。
国企利润应向所有者分红
《21世纪》：中国的收入结构问题如何解决？为什么企业的储蓄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
樊纲：为什么那么多的收入变成了企业的未分配收入，为什么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这不是短期政策所能改变的，涉及到长期的问题。
第一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可能很快；这有就业不充分的问题，由于还没能实现充分就业，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很慢。中国70%的低收入阶层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政府如果人为干预工资的价格，比如法定最低工资等等，如果在这个阶段工资涨得过高了，没有就业的人实现就业就更困难了。
第二是财税体制所关联的分配制度问题。一部分企业收入没有分配掉，没有通过转移支付出去。前几年收入增长最快的企业，是由于资源价格上涨而导致的收入提高，经济学上称为“资源租”，“资源租”不是企业利润，因为资源是全民的财产。其他国家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制度安排，当资源价格上涨的时候要将这部分收入收归国有，比如俄罗斯规定，油价高于27美元以上，国家要收走90%以上，而在我们国家，资源收入以企业利润的形式出现，没有去它应该去的地方，国家财政没有收走。
《21世纪》：如何才能改变总储蓄中居民与企业的比例倒挂现象？
樊纲：国有企业创造了大量利润，包括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当然有些属于自然垄断，有些属于行政垄断。国有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是不分红的，不分给最终的所有者，这几年的情况略有改变，国有垄断企业收入国家收走一些，但是比例很小。从2003年世界资源价格上涨以来，企业的利润大幅增长，企业的利润大量滞留在企业，如果转移出来，国家就能够通过减税，或者转移支付的办法，充实社保基金，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问题难点在于，一方面要发展，另一方面要改革，只有将企业的收入转移出去，居民才有更多的收入，这样才能改变企业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下降的趋势，才可能使中国的消费得以提高。
人民币汇率波动仍属正常
《21世纪》：你认为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如何？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真正启动内需？
樊纲：短期应对经济危机来讲，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涉及的问题不是短期的，是长期的或者是制度的问题。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还是要通过扩大投资来扩大内需，一块是公共投资，另一块是住房投资，各占(GDP)20%左右，通过这两块投资的增长能够托住经济增长，然后逐步带动企业的投资增长。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还是要做，比如增加社保支出、与民生有关的支出。长期来看，真正要弥补美国人开始储蓄导致中国的出口需求不足的问题，还要靠中国的消费需求增长，因为我们不可能长期依靠政府投资。
《21世纪》：近期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趋势有所变化，有些时候出现贬值的现象，你如何预计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中国外汇储备近期也有所回落，你分析原因何在？
樊纲：如果不看名义汇率，去年中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相当大，升值10%左右，这么大的升值，中间有一点波动很正常。全世界的汇率都在变动，所以人民币汇率在升值的过程中有贬值很正常，不应解释得过多。另外，由于金融危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更加抬头，美国恐怕更会压中国人民币升值。我们应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问题。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我觉得是这么些原因，我们的外汇储备不都是一种货币，而外币资产的价格最近变化非常大，特别是欧元资产，资产价格变化会导致我们的外汇储备账面价值会发生变化。细节我不了解，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在增长，这几个月还创下了新高，尽管有危机，中国的外资实际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还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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