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金融危机时找工作，是社会对80后这代人的又一次考验。

　　12月15日，在京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显示，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年底可能有150万人难以找到工作，而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更将从2006年的413万人增至611万人，形势或许更加严峻。

　　尽管数字触目惊心，温家宝总理在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生们的谈话期间，还是给应届毕业生吃了一颗“定心丸”：把大学生就业放在首位，并承诺国家将尽一切努力去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

　　就在广州市一些城乡接合部，涌现了为大学生求职准备的、打着大学宿舍称号的求职旅社。

　　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每天只要花费十几二十元就可以住在这里。他们三五人一间房，仿佛仍住在校园里一般，每天为最终能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而忙碌着、努力着。

　　文/本报记者 杜安娜 实习生林霞

　　图/本报记者 顾展旭

　　广州增槎路，罗冲围客运站。满面尘灰的人群，扛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熙熙攘攘充斥在纵横交错、环境嘈杂的高架桥下。

　　这个交通颇为梗塞的地带，每天都有这样一群年轻而躁郁的面孔混迹期间，不一会，就“钻进”一个聚合中、低档餐馆、舞厅、网吧的“杂牌”商务楼顶层。在这个“顶层”旅馆里，“收纳”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他们已经把这里当作开始求职的起点，收拾挫败的“临时地”以及收获成功的终点。

　　金融危机下找工作有些“点背”

　　与周边嘈杂的环境比起来，商务楼顶层的这个求职旅馆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个按商务标准建立的旅社，像极了大学宿舍，只是地面铺设的地毯，吸尽了一切细微的响声，异常安静。

　　住在这个“商务大学宿舍”的学生们，都安静地坐在电脑前，做着自己的事。进进出出的人，都自觉保持着静默。

　　王丹阳，这个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从沈阳只身来广州找工作的小伙子，正是这浩瀚求职大军中的一个。每天，和所有求职大学生一样，满身疲惫回到旅社，同时也满心期待新的一天。

　　对自己能力从来都无比自信的王丹阳说，自己这次有些“点背”：“我是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风暴的缝隙来的。”10月底，他网投的一份简历有了回音，便迫不及待地背上行囊来到了广州。

　　从没来过广州的他，心中却充满着两个美好愿景：其一，相信广州美好的前景，“广州是广东的省会，也是珠三角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对于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义无反顾地南下的根本所在，“女朋友在广州找到了工作”。

　　“当时的情况，比现在要好很多。”来广州的第二天，他就去参加了面试，凭着自己人力资源管理和会计学的双学位，很快就通过了面试。

　　这一切来得都太轻松了，王丹阳反而有些犹豫了。“从待遇上考虑，底薪非常低，收入基本上靠提成。我并不是担心自己做不好，只是感觉自己就像在‘三只鸡蛋’上跳舞，一只是老板，一只是客户，一只是家人”，他的“拒绝”理论有些奇特。

　　两个月面试114场最多一天15场

　　王丹阳讲到了自己的家庭，他出身在一个几代从医之家，算起来也是小康。按照父母为他铺设的轨道，毕业后，很容易进入父亲所在医院的人事部门，刚好也符合他所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一开始，他也试着去实习了一段时间，“但那种冗繁而索然无味的工作，真的不适合我”，之后，他毅然离开了家，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在“拒”掉第一份保险工作后的半月里，他又陆续参加了二十几场面试，也收到了几个“offer”。这让他不禁有些飘飘然。

　　“最巅峰的时候，曾经一天面试了15场。”那时，王丹阳对自己越发自信起来。“一个公司的很多职位都在招人，我包揽了很多项目，简直像赶场子，把公司上上下下全跑遍了。”

　　他自己统计了一下，来广州的最初两个月时间里，他整整面试了114场。

　　进入12月后，突然“变了天”，一个月只收到了三四场面试通知。“这一个月时间里，每天我都在思考明天我该去哪里。”

　　他有点后悔，当初放弃了不少机会，“刚来时觉得在广州一个月工资至少也得3000元，所以挑三拣四的，现在觉得只要有份工作给我就可以了。”

　　王丹阳说，他们的大部分信息都从招聘会、网络和报纸招聘版上获得。最让他们寒心的是，企业的不诚信，而他们又没有办法在海量的信息中一一筛选，只能去碰运气。

　　“一不小心就被耍了”。“在一次招聘会上，一家很不错的企业招会计，我投了简历，连过了两次笔试，一道面试。最后一关就剩下几个人。”结果刚走进面试室，考官却大为不解地问:“我们招的是女生啊？”“他们在招聘信息上并没有注明。”王丹阳明白自己被“忽悠”了，他抑制住心中的怒气，无奈地反问：“您看我哪里长得像女的？”

　　室友后来对他说：“招聘会上的企业作秀很多，很多都是想借机会给企业做宣传。还有的企业打出来招聘信息比实际需要的人数多多了。”

　　不谈找工作进展成潜规则

　　在宿舍里，不多谈找工作的进展，这是大家都遵守的潜规则，“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块疤”。特别是从外地来的这些学生，他们有更多的艰难。

　　“大四一开始，找工作就成了大四学生日夜奔波的主题。”小林从11月开始，就收拾好行李从汕头来到广州，准备“持久抗战”。

　　“临近广州招聘会，看到同班同学们纷纷买起套装、高跟鞋和化妆品来，我自己心里有点慌。要不要买呢？加上来回的车费，将近上千元的消费，没有经济收入的我该怎么办呢？”她笑话自己，竟有了回到过去“工作分配”的妄想。

　　说起自己的第一场面试，还有些后怕。那是11月底，她单枪匹马来到广州，紧张不言而喻。“当我进入到那间黑乎乎的房间里，见到面试官时，他严肃的表情让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介绍自己。面试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只是要求我尽快参加培训，通过考核就可以上班了。这样的结果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但当朋友问起很多细节我也说不上来。事后想想，觉得有点像进了黑店的感觉，那个黑乎乎的小公司让我多少有点毛骨悚然。”

　　接下来的生活，就是马不停蹄地跑招聘会，每次都是早早起来。“一个人，穿着正装，无论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坐在地铁上，总有很多目光注视着，浑身不自在、不习惯。”她说，大家都想拿个高点的印象分，“整个会场，多是清一色的正装，很多女生觉得高跟鞋穿着不舒服、难受，就用小袋子装着，先穿个拖鞋溜达溜达或者静候在长龙队伍中，等到面试到了，把高跟鞋一换上，整个人马上就从不伦不类的装扮里摇身一变成OL职场装了。”

　　很多人都说：“职位不重要了，地点不重要了，工薪也不重要了，只要能给我一份工作，我就欣喜接受。”原先所有的坚持在现实的打磨下，都一点点在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