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红秀

　　2008年12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发出通知，允许困难企业在2009年之内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并规定职工应享受的各种社保待遇不受影响。该通知还允许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困难企业可在2009年之内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半年；统筹地区可在2009年之内适当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率，但不得擅自降低养老保险费率。据悉，上述措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用人成本1000多亿元，是应对当前经济下滑、扩大就业的明智之举。或许可以说，通过灵活调整，现在是快速推进新型劳动关系的建立、实施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良好时机。理由如下：

　　第一，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是最终消费长期低迷的根源。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中所谓后凯恩斯学派证明过的。若不考虑外部需求，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低，即使一时扩大了投资，所建成的项目最终还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为刺激内需，有的国家或地区正在向居民发放消费券，扩大社会补贴。影响今天中国人消费预期的主要因素，除了劳动者收入份额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外，就是社会保险的缺乏，对生病、子女就学、住房、养老等的后顾之忧。而落实新劳动合同法、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着。

　　第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于上个世纪美国大萧条时期。为了让全社会安然度过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才作为应急举措出台了社会保险法律。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劳动者当家作主具有宪法保障的社会，今天中国应该比人家做得更好。在经济面临调整、就业形势严峻的时刻，强化劳动权利保障、加快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相当于为社会长治久安建立一个“安全阀”。

　　第三，中国工业化进程也是农村劳动者不断加入产业工人队伍的过程。30年来，我国已经有2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未来20年至30年农村还有2亿至4亿劳动力陆续转移出来。他们有的补充30年来因年老退出工作岗位的劳动力，有的被工业化增加的就业岗位所吸收。中国改革开放和快速工业化进程30年，已经是时候着手建立与工业化社会相匹配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了。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再过30年，即新中国建国近百年之际，这些已满退休年龄的“前农民工”是否还拥有社会保险。作为奋斗目标的“中等发达国家”，中国迫切需要从现在开始，着手推动新型劳动关系的形成，建立社会保险体系。

　　在经济滑向低迷过程中，影响企业投资的是订单，即市场需求，而非当期利润率。即使企业成本降为零，缺乏订单的企业家也只会将所有盈利储存起来而不可能扩大投资，这便是凯恩斯主义主张扩大政府开支拉动需求的理论依据。考虑到企业因社会保险费支出的成本压力，需要做某些完善或补充：一是如目前出台的措施，暂时延缓或减轻缴费负担。二是扩大实施覆盖面，但要注意适当调整缴费水平和保障水平，以与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三是永久性地减轻企业缴存劳动者社保的负担，缺口由政府补充。这部分政府开支也相当于对企业用人的补贴，起到促进就业的政策功效。至于这部分资金来源，则可以多样，如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或外汇储备等都可以。

　　经济危机时期也是建立一些正常年代无法建立的制度、进行正常年份无法推进的改革的好时机。2008年底，历经了15年之后，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改革顺势推出了。这项改革在当年每桶油价25美元时，总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一推再推，而今每桶油价40多美元时反而好推进了，其微妙之处在于，“危”中见“机”，且决策者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

　　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不少诟病者指责它提高了企业主用工成本。有著名学者更以湛深的理论批评说，在中国现阶段就推出来最低工资、新劳动合同法，等于是政府过早且不明智地干预了劳动力市场，受害的是全体劳动者。这属于典型的“市场有效论”观点。问题是，现代金融出现200多年来，经济周期性波动或金融事故出现了100多次。政府干预只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市场似乎并非总是有效的。在当前金融形势下，若再就市场有效与否喋喋不休，恐怕有点“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的味道。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