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李扬

　　胡锦涛主席在11月15日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时指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我以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审时度势的冷静思考，应当成为我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

　　如今，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十分严重且在继续深化，尽管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的增长，人民币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有可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或国际经济秩序还将长期持续，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规模和政治实力依然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网络效应导致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极强的惯性，由于历史传统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极其特殊的作用，等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构架，包括美元和欧元的特殊主导地位，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确定以多元化的思路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下，有如下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在确定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多元关键货币的前提下，如何考虑这些关键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在我看来，多元货币体系要能够坚持下去，要能够造福于全球，各关键货币之间必须保持某种形式的相对稳定关系，否则它会成为一个新的祸害。

　　简言之，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固然弱化了美元独霸世界的弊端，但也增加了因汇率变动、因关键货币国家利率走势不同所造成的货币投机盛行的危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在关键货币之间确定某种游戏规则，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并不会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鉴于此，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我们的第一个诉求就应当是：在多元的关键货币之间建立某种负责任的、透明的、可检验的有约束的汇率关系，各关键货币国家应当承担应有的责任。

　　第二，其他非关键货币和关键货币之间建立怎样的汇率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了危机，浮动汇率制开始复苏，1976年牙买加协议则使得浮动汇率合法化了。及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浮动汇率则成为全世界的通则。然而，关于浮动汇率的合理性，除了根据那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空洞论证之外，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实践上，它更出现了许多与浮动汇率教义事实上相违背的新现象。首先，浮动汇率为国际投机资本扩大了活动空间和提供了方便的途径，致使十余年来国际投机盛行，应属不能否认的事实。其次，更深入的研究显示，虽然全世界都宣称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但实证研究却告诉我们：这种浮动只是假象，事实是：举凡亚洲国家、拉美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汇率的实践却都是更趋向固定的。在这方面，著名国际金融学家麦金农曾作过令人信服的分析。基于对亚洲若干国家外汇市场的低频和高频数据的分析，他得出了这些国家的汇率比危机前更像固定汇率制度结论，并把这些国家的汇率制度概括为“没有信用的浮动汇率制”，这是一个事实。还有一个新的事实就是：根据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之后，各国持有外汇储备的需求将大大下降，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全球外汇储备下降的现象，但事实是：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外汇储备经历了一个暴涨时期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基于此，一个新的金融力量，即建立在巨额外汇储备之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近两年来，我们曾对这种现象做过细致研究，并概括出一个以“公开宣布的浮动汇率、事实上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以及巨额外汇储备”为基本特征的“新三位一体”的模式。我们认为，这种新三位一体的模式，正是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在难以摆脱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和其他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在汇率风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为降低持有外汇之制度机会成本、追求更好的长期回报和抵御金融风险的一种不得已的防御性安排。

　　简言之，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讨论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在全球实行某种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可能是最有利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选择。如果这一观点得到确认，我们就可以从容应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操纵汇率”的指责了。

　　第三，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的时候，调整责任的分配问题。

　　我们知道，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

　　我们知道，在布林顿森林体系之下，乃至在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发生不平衡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布林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它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在美元霸权下，调整的责任无一例外都落在了对手国头上。首当其冲的是日本。我们知道，80年代的广场协议，等等；就是美国让日本人承担日美贸易不平衡的结果。于是有了日本长达近20年的经济低迷。接下来的是泰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人的老太太、小姑娘纷纷捐出自己的首饰、财宝来归还IMF的债务，这些我们还记忆犹新。第三次轮到中国。但是，作为一个在文化基础上具有优势的古老国家，作为一个成长迅速的东方大国，我们最终还是在汇率方面保持了相当大的自主性。

　　以上种种都昭示我们，在国际货币体系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必须让关键货币国家同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一样，实质性地承担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