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出头的上海商人张炎夏喜欢自称“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佃户”，2004年在金山租下500亩地开始种粮食。城里人去乡下种地，掀起了一轮投资现代农业潮。

　　在张炎夏看来，相比很多工业领域的过度竞争，中国农业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谁先懂得利用农业政策优势，谁就抢占了商机。2009年他计划在上海签订1万亩土地种稻谷，用社会分工来管理农业，“像生产一颗螺丝钉一样去生产每一粒稻谷”。他说，“新农业不是依靠大量资金投入来完成，而是靠资本运作进行。政府的两点作用特别重要，一是为现代农业做担保，二是监督农产品质量”。

　　主笔◎吴琪

　　选择不去流转土地

　　现在有不少城里人想去乡下承包土地，把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我看着好笑：他们是在重复我2004年做的傻事。那年我以每年250元/亩的价格租了将近500亩水田种稻子，结果发现自己与所有农民一样，走进了一个“高进低出”的怪圈——在地里投入的成本高，最后由于粮食收购价低，种地的利润非常少。我原本看中土地规模效应，并且想拿到粮食进入流通领域的利润，但是这样做提高了种地成本，风险也很大。直到做了5年尝试后，我发现农业领域有很多规则是与工业领域大不一样的。2009年对于农业投资来说，怎样降低成本和利用农业补贴的政策优势，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我从1984年开始做生意，卖过专利电话机、消防器材、办网站、开饭馆，所以会用做企业的方法来核算，衡量我在农业投资里的成本和风险。这几年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投入，使得在大城市投资农业，其实远比到偏远地区投资农业划算。以上海市来说，上海的农业补贴属于全国最高，2009年每种一亩地，政府给农民补贴最高可到320元，而江苏一亩地的补偿只有30元。但补贴是给种粮大户的，若某个大户的种田规模达到80亩，政府给予某个额度的补贴。规模达到200亩，才能获得每亩320元的最高补贴。上海农村是典型的人多地少，一个家庭祖孙三代，可能只有5亩多地，所以个体很难获得高额的农业补助。这就给了投资者商机，怎样通过规模经营得到并用好这些补贴。初入农业领域时，我并不懂得利用政府补助，而是选择了集中土地的方式来种地。

　　2004年我到金山区廊下镇租地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年的租地合同，也就是将500亩地流转到了我手里。但是一季粮食种下来，我就发现集中土地是个不赚钱的买卖。流转土地后再雇农民为我干活，等于是我将农民个体隐性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全都算在了自己头上。如果每亩地租金500元，亩产1000斤，那么我每斤粮食的成本就比农民高5毛钱。再加上人工成本，每斤粮食要比农民多7毛钱的投入。一斤粮食国家的收购价是9毛，我种地成本就比农民高出7毛，怎么能赚到钱呢？

　　农民说谷子晒3天就能干，可是他们为我干活时，哪有为自家晒谷翻得那么勤快？谷子5天也晒不干。人工费用比我的预算高出近一倍。农忙时一亩地好几人忙不过来，农闲时一个人也不需要，这种零散的季节性的用工，很难讲究效率。由于金山靠近上海市区、杭州、苏州等地，年轻人多年前就弃农打工了，我能找到的本地劳力，全是“3个人加起来超过200岁的”。

　　如今上海的土地，经过持续50多年过量施用化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已经从建国初期的50%降低到现在的1%都达不到，土壤开始板结。由于国家收购稻谷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农民只关心亩产，根本不愿意多花钱施有机肥。到了收获季节，大规模种地又带来了一系列麻烦。许多田地离公路一里多远，我那500亩地产出的40多万斤稻谷，如果只是雇佣村里劳力，需要600天人工才能搬完！晒谷子也没有地方。我对农业生产原本毫无经验，那时真是跌跌撞撞，最后托朋友关系动用了解放军，才帮我解决短期人力不足的问题。

　　这么折腾一次后，虽然从表面上看，我雇人到宾馆超市直销大米，通过提高卖价赚了十来万元，但这样赚钱风险太大了，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很可能会赔老本。我于是想，为何要把土地流转到自己手里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成了过去的“人民公社”吗？

　　如果我只是与各农户签协议来收购粮食，就把粮食生产的成本和风险分散在了每个农户身上。同时因为我与他们有统一订单，又能成为种植大户，享受政府的农业补贴。目前我正与上海市政府部门在谈判，2009年我希望达到1万亩的土地规模，土地仍然由每家农户自己经营，达到标准后我来收购。不过我要求政府在2009年初就将每亩320元的补贴发给我，这样我就能给农民们每亩300元的预付款，即使他们的粮食达不到我收购的要求，他们至少得到了每亩300元的订金，愿意为我种地。

　　选择不进行土地流转，其实是更加保险和长久的做法。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很多人看做是对土地政策的放开，其实我觉得他们恰恰误读了。国家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案》就给予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权力，今年关于土地的“确权”，实际上是在规范农地的流转。以往村委会可以将土地流转出去，再补给农民一块面积相当的地，现在确权后，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上不再只有面积登记，还有详细的农田地址，不能自行更换。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再想流转土地，必须经过土地上每一户农民的同意，实际上是增加了土地集中的难度，规范了流转行为。所以我作为商人，如果还想搞大规模土地流转，阻力会更大。于是2009年我继续选择不参与土地流转，依然让农民进行他们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这样才顺应了大的政策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