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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双宁：金融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金融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访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唐双宁
本刊记者 林铁钢
记者：当前，随着华尔街金融风暴的不断演进，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基础经济金融理论的角度反思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基于您长期的金融工作经验和对经济金融理论的研究，首先请您谈谈金融危机与西方的金融理论的关系。
唐双宁：通过这次金融危机，这个问题是应该很好地反思一下。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是亚当•斯密，他的理论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留给人们一个经典的词汇──“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看不见的手”在18～19世纪确保了平民进入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自由，曾经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但任何事物走到顶点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一百多年后，“看不见的手”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出现了1929年的大萧条。大萧条造就了凯恩斯主义，于是有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即“看得见的手”。凯恩斯对挽救大萧条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他的“看得见的手”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否定或者说“扬弃”，这个理论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古典”走向“现代”，使自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具备了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体制创新能力。
但如同一个自然人在年龄增长、生理成熟的同时也在积累着衰老一样，资本主义在繁荣的同时也在积累着危机。上个世纪70年代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西方经济普遍遭遇“滞胀”不能自拔，这就又呼唤出了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理论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否定，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弗里德曼的这句话当然是经过一系列论证后的浓缩，但事实上已被全世界片面理解。弗里德曼之后全球经济理论界的主流开始转向“自由”、“创新”，成为西方经济与金融的主线，时间长达30余年。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以罕见的力度联手干预市场，本身就是对这一理论的纠偏。
记者：您如何评价弗里德曼关于“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的观点？
唐双宁：我认为要全面地、辩证地认识“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一论断。首先，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但它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而且是货币结构现象，并且还是货币力度现象。“一粒石子放在头上和砸在头上，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二，通货膨胀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我国前段时期物价上涨，除了货币问题以外，还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外部输入、实物短缺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会造成物价的上涨。第三，通货膨胀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我国前段时期总体讲物资并不短缺，但由于心理的恐慌和紧张，造成一些商品物价的上涨，因此通货膨胀又是一个社会现象，与心理作用有关。第四，通货膨胀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个自然现象。比如2008年年初由于雨雪冰冻灾害造成我国南方部分地区交通阻断，也导致一些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弗里德曼的观点有贡献，也有缺陷。解决通货膨胀既要依靠货币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
记者：您认为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唐双宁：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看，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及金融市场中投机、赌博和欺诈现象盛行的论述，对于解释当前金融危机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异化与扭曲，就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就是说，虚拟资本无节制地背离实体经济是危机爆发的根源所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高科技带来的效益被少数人获取是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在实践当中被证明确实可以避免大波动，前苏联在70年时间里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但是最后到了负增长，效益低下，扼杀了社会积极性和动力。虽然计划经济可能避免了经济波动，但是从效率来讲确实存在致命缺陷。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有较高的效率，但它也有缺陷，需要逐步完善。凯恩斯提出要在市场经济中加上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来提供经济相对稳定的增长，来减少波动，这是大萧条后的进步。究竟怎么来执行这种政策，怎么来进行调控，还需要不断研究。本次危机暴露出来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市场缺位，不如说是西方国家的政府缺位。这次政府出现的一大缺陷就是疏于监管，削弱了宏观调控的作用，忘记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