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七日-张炜

　　“限薪浪潮”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刮起。最引人注意的是，保监会向其直管的5家国有保险公司发出了“限薪令”。面对金融危机的阵阵寒流，采取高管降薪的举措，让中小投资者为之称好。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高管限薪与降薪已不是新鲜话题。为了促使美国国会划拨紧急贷款，美国汽车“三巨头”的CEO均表示，愿意以1美元的年薪为代价，换取政府支持；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公司CEO纷纷决定放弃年终分红，其中，摩根士丹利CEO约翰·麦克已经连续第二年放弃分红，摩根士丹利运营委员会的14名成员的薪酬将平均减少75%；美国国际集团(AIG)也对外公开宣布：2008年和2009年度其董事长兼总裁爱德华·李迪仅领取1美元年薪。

　　1美元年薪及放弃年终奖，似有作秀之嫌，但多少体现出老板为挽救公司而让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即便如此慷慨的放弃，依然难逃挨批的困境。有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发生，暴露出昔日激励机制的严重缺陷。正因为追求高薪，导致部分公司的高管忽视了风险，有的扩张过度，有的盲目进行杠杆交易，有的对高成本无所顾忌。当重大亏损发生后，股东亏得血本无归，高管居然还能领取1美元年薪。如果不改变这样的激励机制，难以从根本上加强风险控制，金融危机的悲剧还会重演。

　　回过头来说国内企业，薪酬最有争议的案例出现在保险行业。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高达6600多万元的年薪，遭到舆论的一致“炮轰”。数据显示，2004年至2007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的税前报酬分别为1170.4万元、1413.5万元、2351万元、4616.1万元。其中，2007年的实际报酬，还要加上马明哲未领取的2000万元，被他直接捐献给了宋庆龄基金会。马明哲的这一高薪酬，在A股上市公司中“鹤立鸡群”。 2007年，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平安的净利润分别是281.16亿元、68.93亿元、150.86亿元；中国人寿董事长杨超、中国太保董事长高国富2007年年薪则分别是199万元、295.21万元。

　　保监会的“限薪令”，其出发点不仅仅是提倡节俭过难关。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此前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薪酬水平的制定不能脱离国情、民情。”世界银行主计官兼副行长法耶泽尔·乔杜里今年4月在沪针对高薪话题尖锐地指出，“有一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已经高到了不道德的程度，不管是几千万的工资还是二、三亿的工资，有时从个人对企业贡献的角度来说，可能不值这些钱。”

　　如今再谈过高的薪酬，不少企业高管没有了当初的理直气壮，更像“泄气的皮球”。试问通用汽车已经走到破产的边缘，政府甚至考虑对通用CEO“炒鱿鱼”，难道他还有资格要求更多吗？1美元年薪与抱住CEO饭碗相比较，更像是“丢车保帅”。

　　只要看看投资富通集团的巨额亏损，平安公司高层就不该再奢望2008年领取高薪酬。中国平安1年前收购富通集团的238.74亿元，截至11月18日，富通集团的股价跌至0.67欧元，平安当初收购富通集团的238.74亿元投资额，仅剩7.33亿元，浮亏了97%。中国平安2008年年报亏损在劫难逃，假如继续发放高薪酬，等于让苦命的股东赔本倒贴供养了高管。

　　此次保监会的“限薪令”针对国有公司，中国平安不在此列。不过，保监会的态度很明确，相关通知也给出了指导性意见，要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提名薪酬委员会要切实发挥作用。显然，中国平安作为一家对股东负责的上市公司，应该争取在高管限薪上赢得漂亮的打分。对马明哲来说，像国外大公司CEO那样主动宣布减薪，是挽救企业形象的上策。中小投资者期待中国平安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对高管的薪酬制定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