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再趋紧绷，此前三年多的高速增长让中国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但受“物价闯关”失利的影响，这一年的中国企业乏善可陈。

　　商业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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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金生创办万国证券，“杨百万”赚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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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管金生与“杨百万”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管金生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年中，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后来转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前两者受体制内管束较多，而股份制的万国则天然地显出它的优势，其总经理名叫管金生，他后来有“证券教父”的名号。

　　万国创办，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国库券。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按国际惯例称为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不少地方政府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到后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由于各地的收购价格不同，便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这些行为虽属违法，但却日渐蔓延，已成无法遏制之势。

　　到1988年3月，财政部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汉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月又开放了54个城市。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十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采购，一出手就吃进200万元的国库券，这些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送上海，装不下的两个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有让安检人员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他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

　　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三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如果说，双硕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个商业高手的话，那么，上海城里一个姓杨的仓库管理员则算得上是“天才”了。

　　1988年2月，杨怀定从一家国有大厂辞职。他订阅了几十份报纸，天天看报，想从公开信息中逮到能月进63元(当时在工厂上班的工资)的机会。4月的一天，《新闻报》上一则消息引起老杨的关注，“上海将开放国债交易”。于是，他就在4月21日开市的一早赶到西康路101号，别人不敢买，他买，他用此前做“星期六工程师”攒下的一万元钱全部买了三年期国库券。“银行利率5.4%，三年期国库券年利率超过15%，为什么不买？”等到下午，很多人明白过来，纷纷买入时，价格一下就涨到112元，杨怀定就抛掉了。就这么半天时间，他一下就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也出来了。

　　杨百万发现全国8个城市的国债价格差异很大，于是，他开始日夜兼程做起了国库券异地交易。到这一年年底，他掘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杨百万”的大名也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