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何存？

　　《财经文摘》：中国社会对经济的承受能力到底是多少？您认为“警戒线”在哪？

　　袁剑：这个所谓的“警戒线”应该是社会所能承受的最低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速度鬼才知道它，鬼才知道我们社会到底能承受多少。只有当社会到了不能承受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警戒线”在什么地方，只有泡沫破灭，我们才知道泡沫有多大。

　　依据我的判断，这个所谓的“警戒线”越来越高。以前，8%、7%、甚至6%都可以。但是现在10%都像世界末日一样。政府这样一种惊慌失措的程度，连我这样做了20年经济观察的人都感觉到，政府的这种状态前所未有。

　　工厂大量倒闭、工人纷纷失业，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经济增长率为10%的情况下，就很有理由让我们怀疑这个“警戒线”已经大大提高了。以前，6%都是可以的，现在9%好像都变成无法忍受的了。这只是我的一个推断，但具体数字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历史充满了偶然，也许1%甚至负增长，中国人也都能承受。

　　《财经文摘》：如果经济一旦突破了“警戒线”，那么必然会造成不可想象的恶果。

　　袁剑：如果经济增长突破了我们的最低承受度，具体点说，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大面积失业，失业必然会引起社会治安动荡。中国人哪怕每个月只拿500元钱，那也是在赚钱，不会去闹事。可是一旦失业，就会发生管控危机，群体性事件大量爆发，社会动荡等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从社会层面来谈。

　　第二个层面要从政治上来谈。如果影响到这一层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种情况会是你们80后一代人没有见过的。中国经济失速会成为导火线，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后果我们无法预料，也无法想象。

　　总之，突破了最低承受点，中国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日本能忍受10年的经济衰退，我估计中国只要两年，就会出问题。

　　《财经文摘》：那我们应该如何避免？

　　袁剑：最基本的一点：我们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应简单地从经济增长速度上去想问题，中国政府应该从更广阔更战略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必须提出社会、政治、经济一揽子的概念，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经济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只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靠得住的。否则的话，非常危险。因此我觉得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来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不是说等再发展5年、10年，然后再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这却是我们政府一贯的做法，现在看来不能按老话做，“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突然发展不动了怎么办，那就崩塌了。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发展基础，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才是可行的。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政府有这样一个思路。

　　《财经文摘》：经济增速是不是政府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袁剑：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像中国这样，将自己的合法性与经济增长捆绑在一起。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当然这也是由一定的历史路径所导致的。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政府好像就产生了有关于合法性的焦虑，好像觉得自己永远是不合法。怎么办？那就在经济增长上做文章，要靠经济的高速增长来体现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种依赖。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靠高经济增长来体现其合法性的，除了中国。这是一个荒谬的事情。

　　《财经文摘》：如果突破了经济“警戒线”会对政府产生什么影响？

　　袁剑：任何一种压力达到了极限，都会导致结构性的重组。这是逻辑上的推断，但具体如何重组，我们就不做预测了。就是说，经济压力、社会压力最后一定会传导到政治压力。

　　《财经文摘》：近来中央政府推出万亿救市计划，并提出“国十条”，您如何看待这一救市计划？

　　袁剑：第一，这个计划推出得过快，过于仓促。第二，靠投资拉动经济绝对是有问题的，国内投资率已经非常高了，还要继续投资。

　　我认为现在应该致力于拉动消费，在消费端解决问题。政府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此外，还可通过减税或是金融方面的一些创新，比如说信贷消费制度。

　　这个万亿计划效果不会太好。1998年的时候，我们政府已经搞过一次了，现在仍然使用10年前的方式来救市，对此我本人不太乐观。我觉得带动中国未来十几年或是几十年经济增长的会是一些新兴行业，比如说新能源，就不要指望高速公路之类的。美国的新兴产业带动该国经济增长了10多年。中国也应该在新兴行业中寻找新思路，不要一直用老套路来解决新问题。

　　此外，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任何大量的政府投资都是可疑的。中国的腐败现象就不用说了，不知道最后真正用于投资的还会有多少。又有多少官员在暗自高兴，又有发财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