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宇宙

　　 1949年以来，“私营经济”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词汇；它既是某种标志、象征和符号，也是在自己成为标志、象征和符号时的目击者。它是亲历历史的某个事物，又是被历史戏弄了的某个群体。它本身是个正剧，历史却让它时而喜出望外，时而泣不成声。

　　 马立诚用一本叫做《大突破》的书记录了这场正剧中的悲喜交集，记录了1949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悲喜交集的命运。他没有给予大家一个结论，因为结论就在我们心中，并且如同日常一般显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大突破》的真实名字，叫做“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也就是说，马立诚所记录的，是在大时代背景里的私营经济。在风云之中，私营经济的命运为时代所掌握，它曾不幸地被时代弃如敝屣，最终又有幸被时代选中，成为执行某项时代任务的宠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表面上看，它在上演一幕独角戏，事实上却一直扮演着龙套的角色；如今，它终于成为了时代的主角，开启了一幕属于自己的大戏。

　　 关于那段残酷的历史，人们心中已经有了结论。我外祖父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干部，在1950年代他有一条“资本主义尾巴”——在饥饿和贫穷的迫使下，他倒卖了一些红薯叶子，于是他成了“投机倒把分子”。他从此再也没有做什么小生意，历史给他留下了残酷的记忆。但是，直到今天他也从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生存权直到今天依旧是第一位的。

　　 但是，喋喋不休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即使今天也始终有人认为，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扫除了最后一丝私营经济，就等于扫除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定会有年轻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虚假幻象出现的原因，是掌握话语权的那些人对相同历史事件的不同描述。在我看来，一个事件有双重含义，一是基本含义，一是附加含义。基本含义就是事件的原生态，它是永恒不变的；附加含义却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人们在分析某一事件的时候，往往会习惯性地因为附加含义的变化改变结论。这种基于表象的分析，就是对事件的误读。在历史研究中，误读是历史的一部分，它甚至本身就构成了历史。

　　 表述是误读的本因。我们时代的难题，并不在于恐怖主义、文明冲突、油价飙升、金融隐患，而恰恰在于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同样，几十年来对私营经济的不同描述，最终造就了私营经济悲喜交集的命运；而我们也在这悲喜交集中，延缓了一个现代化中国的进程。

　　 《大突破》讲述了那些悲喜交集的故事。与其说马立诚在写一部宏大的政论，不如说他在记录一段历史。他试图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历史的基本含义告诉我们——私营经济对于中国到底有多么重要；我们顽固的内心对于私营经济有多么的残酷；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就像经济学家樊纲为《大突破》所作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用大量确凿的史实，记录了中国私营经济最近几十年兴衰、发展的历史，记录了围绕私营经济理论的演变与突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政策的变化与发展，记录了私营经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樊纲说：“我们之所以要发展私营经济，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产权制度，或者像有人嘲讽的那样，是什么‘万能的’制度。……就我来看，根本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要做的，只是在若干种都有问题的制度之间进行比较。看看相比之下，哪一种问题比较少一点，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长远效果更好一点，更可持续一点。”

　　 除此之外，或许还应该包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在周遭各种因素的纠结之中，哪一种制度是最适应现实的制度。

　　 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对改革的争论也持续了30年。在我看来，社会愈是濒近转型时期，争论的风暴就愈会强烈。因为转型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穷人们需要更多的财富权力、更公平的生存环境，富人们需要更多的政治话语、更公平的发展环境。所有这些需求，势必打破既得利益群体当下的所有，为了维持现状、维护自我及群体的利益，他们必然要掀动一场争论，用以粉饰自己所得一切的合法合理。这样一个群体，并不是某个阶级，而是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所谓的“自满阶层”，他们是占有社会资源最多的群体，却也是阻碍社会发展最顽固的群体。

　　 30年来，私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这样一个群体惴惴不安，因为它代表着一股向上的力量，作为公有制的补充，不仅推进了中国的崛起，而且将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市场竞争最有力的支持者，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强力的“后台”。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扼杀过私营经济的双手，几十年来一直左右逢源、上下其手，而如今面对这种力量，也忍不住瑟瑟发抖了。于是，他们只有掀动争论。

　　 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中国改革是否要坚持下去，不是他们的意愿所能左右，而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左右，为历史的基本含义所左右。一切基于附加含义之上的分析和判断，注定要流于表象，最终被另一种表象所取代。历史就是这样，当附加含义越接近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意味着表象越趋近于真实，越趋近于历史的真正含义。这漫漫的历史，不是哪一双手或者哪一个群体所能扭曲、篡改和逆动的。就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的私营经济根本不存在一个“大突破”问题，恰恰相反，它一直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并且最终使自己成为了时代的主角。仅此而已。

　　 马立诚， 1946年出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8年马立诚与凌志军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呼喊》，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交锋》发行200万本，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

　　 1999年9月，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

　　 2002年12月，马立诚在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在亚洲引起轰动，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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