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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
在强调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要坚持调整经济结构;在加大对重点项目、“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后重建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的同时,强调坚持有保有压,对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的行业企业,仍将坚持限制措施。对这次宏观政策的调整,我们要有全面的理解,这是有保有压的放开,是有控制的、有区别的放开。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李岚
特约嘉宾: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 长詹向阳
尽管自今年9月份以来,我国已连续三次下调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此次货币政策的转向,还是让人感觉有些“突然”。
这是否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突然逆转?而新的货币政策效应对银行业影响将何时显现?适度宽松的“度”在何处?在投资冲动与风险控制之间,商业银行应当如何把握?
就上述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11月12日,记者与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进行了对话。
主持人:您怎么看待这一政策转向?这是否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突然逆转?
詹向阳:首先,我不认为,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突然逆转。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尽管9月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行,GDP增幅9月当月回落至9%,但今年1至3季度连起来看,GDP的增幅还在9.9%,与近30年相比较,还是处在平均水平上。特别强调的是,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中国并没有发生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
其二,我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适时的。既然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是好的,宏观政策为什么要转向?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原因可以有助于理解这次政策调整的必要和适时。第一是因为外部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爆发于2007年第三季度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的延展,在2008年三季度后突然恶化,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并进而把全世界带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悬崖旁。尽管各国已经采取了大幅度的“救市”措施,希望可以阻断急剧恶化的经济走势,但其效果还没有明显显现,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已成定局。
与过去不同,当今的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金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金融的组成部分。这种融合性使得我们已经不可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目前,我国的出口已经受到严重影响,投资增长有所减缓,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剧烈震荡下行,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亏损加大。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放缓已经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负面影响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断恶化还有加重的趋势,我们必须要及时转变政策方向,全力应对和抵御这种负面影响,才能够保持住中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出现了变化。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过大,宏观政策上以“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严重通胀”为主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进入今年二季度后,GDP增速回落至10%以下,CPI回落至5%以下,宏观“双防”的调控目标基本实现。宏观政策本已到了一个转向的关口。同时,次贷危机在第三季度急剧恶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且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此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对抗和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危机的外部环境下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所以宏观决策层及时把政策方向调整为扩大内需,对抗外部危机,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正确的和适时的。
主持人:此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及国内宏观经济风险加大情形之下,国内各商业银行对于放贷都十分谨慎。一些商业银行也表示,不一定会因为放松对信贷额度的管控而加大信贷规模。那么,此次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对银行业产生实质性影响?
詹向阳:这次宏观政策调整出来后,社会上有两种担心,或担心政策没有效应,调不动;或担心信贷大“开闸”,助长经济过热,为日后积累下大的信贷风险和不良贷款。我个人认为,这次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肯定会有正面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资金是经济的血脉,任何经济调整措施都首先是金融和货币的调整措施。换个角度说,放开贷款规模是实事求是的调整。今年1至3季度,商业银行实际的贷款规模已经超出央行年初的控制指标,这表明,我国经济对信贷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在规模限制的笼子内,一些好的企业和项目建设确实受到了一定约束,现在规模放开后,这部分增长潜力会释放出来,对经济能够发生刺激增长的作用。并且,这次以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三农”、中小企业发展和灾后重建为重点的内需扩大,在方向上和商业银行是一致的,商业银行一直是以国家重点项目和优质客户为主要支持对象的,所以,商业银行会积极响应宏观政策的转变,及时参与到抵御外部危机,防止经济下滑的措施中来。
如果我国应对不利,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滑坡,商业银行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和风险。因此,及时支持经济增长,确保经济不受或少受外部危机的负面影响,保住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局面是商业银行的根本利益所在。
客观地讲,政策效应都是有时滞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我估计,明年一季度本次政策调整的效应可以显现出来。
主持人:不过,也有人担心,一旦放开信贷规模,恐怕会引发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导致商业银行的投资冲动,从而加大银行风险。那么,您认为,适度宽松的“度”在何处?商业银行应当如何把握并在经营策略上进行调整?
詹向阳:这正是我刚才讲的第二种担心。我认为,这次贷款规模的放开,不是“大撒手”式的放开不管,这次是“适度宽松”,何谓“适度”?就是在强调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要坚持调整经济结构;在加大对重点项目、“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后重建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的同时,强调坚持有保有压,对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的行业企业,仍将坚持限制措施。对这次宏观政策的调整,我们要有全面的理解,这是有保有压的放开,是有控制的、有区别的放开。
同时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不仅经济强劲增长的好的方面没有变,经济内在的深层矛盾也没有变,我国经济确实存在经济结构彻底调整的必要。尽管在当前时机下,抵御外部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矛盾和当务之急,但在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防范风险的重要和必要,要把结构调整贯穿在经济提振的过程中,放大经济中健康增长的好的一面,使重点项目和好的企业得到支持,使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对“两高一过”项目和企业要坚决限制,对投资冲动要有节制,防止经济中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借经济提振之际扩大起来,为日后发展积累风险。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至少已成为几家大型上市银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