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俊”式多米诺骨牌

　　大型制造企业的倒闭，所产生的意义与连锁效应，与小企业无声无息的消失不可同日而语。合俊集团与其背后的供货商、物流商之间的联系，如同一副休戚相关的多米诺骨牌，合俊一倒，后面又会有无数的小厂随之倒下。

　　供应商是合俊事件的另一个直接受害群体，他们被合俊拖欠的货款少则几万，多则上千万。玩具企业的上游供应商规模一般不大，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弱很多，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损失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供货商也很惨，工厂欠了他们的钱，他们也只能欠自家工人的工资了。”有合俊员工回忆道，“前几天见到不少供货商当场哭起来。据说工厂欠了800多家供货商的钱。”

　　在宝安的百灵达厂区，供货商与工人间的冲突则更为激烈，工厂关闭后，闻风而来的供应商想冲进厂房搬取固定资产抵债，却被工人堵在门外，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大企业倒闭背后，有多少供货商会因为资金断裂而不得不步破产逃逸的后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旦破产，最后又将有一批工人将面临欠薪、失业的困境。

　　记者在百灵达厂外偶遇一位供应商，他声称早已知道厂区已被法院查封，24小时都有保安守着，不得内进，“但就是不甘心，过来看一下。”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百灵达即使破产清算，变现的资产也未必够付工人工资，供应商多半是血本无归。假如真到了那一步，也只能带着老婆孩子一走了之了——“对不起工人也没办法，自身难保。”

　　当我们发现金融海啸打乱了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步伐，珠三角企业的倒闭和裁员浪潮才刚刚拉开序幕。可以预见，危机持续蔓延下去，农民工大军带来的不仅是失业和滞留的问题，追讨欠薪、游行示威等行为的扩大化，也难免埋下社会隐患。

　　政府可以做什么

　　“这就是考验政府调控手段的时候了。”郑梓桢认为，合俊事件，虽然表面上处理完满，但其实却暴露了政府在农民工劳动保障问题上的预警和应急机制还存在着很大问题。

　　合俊集团2008年的中期财报公布早已显示，今年上半年集团亏损高达2.0561亿港元，总负债高达5.32 30亿港元。而樟木头镇宣教办公室主任蔡建彬及副镇长徐鸿飞都亲口向记者承认“几个月前就通过税收、出口量等的变动发现合俊出了问题，也曾前往调查了解情况”。

　　然而，拖欠了工人三个月工资的合俊高层仍然在一夜之间走得无影无踪，留下一个烂摊子让政府和纳税人“埋单”。

　　“没料到高层会一夜之间集体逃跑”的说法显然难以服众。徐鸿飞曾向媒体表示政府面对合俊问题的无奈：“政府虽然发现公司有问题，但没有充足的证据也不能去抓人，况且抓人要走司法程序。”

　　然而，广东早就有为保障农民工权益而制定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提取制度，只是各地政府部门一直没有执行，执行的细则也不明晰。其实，发现企业可能出问题，只需依法要求其提供员工工资保证金，就能未雨绸缪，预先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在合俊和百灵达事件里，政府100%垫付员工工资，充其量只能作为个别案例的应急措施，绝不能成为常规。

　　据悉，“合俊”倒闭事件发生后，东莞市拟成立工资垫付保障基金，以分担企业欠薪逃匿工人工资垫付的风险。而深圳宝安区则设立了总额为一亿元的欠薪应急保证金，同时建立劳动纠纷预警机制，对亏损的规模以上企业实施监控。

　　如果这一机制在整个珠三角真正顺利推动起来，起码能在失业潮大规模爆发前预先杜绝因薪酬纠纷而可能发生的种种社会动荡。

　　结构性失业

　　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下，珠三角企业倒闭潮会否促使我国告别劳动力短缺的“民工荒”时代，进入以农民工 “失业潮”为标志的劳动力过剩时代？

　　据香港工业协会预计，这一波的经济不景气中，光是珠三角就将有250万人失业。无疑，这些失业人员大多数将是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普工。

　　“过去的‘民工荒’本质其实也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部分企业过分压榨劳动者，劳动报酬远低于劳动价值，这些企业就应该招不到工人，是应该被淘汰的。中国人口的真正命题是劳动力过剩问题。”郑梓桢说，“从来没有‘民工荒’，只有 ‘教育荒’、‘法律荒’。”

　　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专业劳动力市场、熟练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劳动力市场三类，那么前两类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第三类即普工则将会呈现供过于求。而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恰恰大部分都属于第三类。

　　在两家倒闭的工厂外面，记者看到的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工人，有的看上去甚至只有十几岁。这些80后的外来打工仔、打工妹被冠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

　　“高中读了一年，家里经济不好，干脆就出来打工了。”一位广西妹子羞涩地笑着说。跟她一起出来打工的同村伙伴有十几个，很多都不到20岁，都是早早就辍了学，“父母说上学花钱多，读完高中考不上大学没有用，考上了又没钱读，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样失业呢，还不如早点出来挣钱。”

　　辍学打工—挣钱结婚—带孩子打工——这成了农民工家庭的一个怪圈。“我们的孩子，最后很可能也是重复着这条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领班阿昌有点无奈，“不是不想让孩子读书，但农民工的孩子进不了城市的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又经常被关闭，更重要的是也交不起这些贵价学校的学费，只好把一对儿女留在老家。”父母不在身边，加上农村教育条件相对落后，这些留守儿童能够通过教育摆脱传统命运者少之又少，最后多半还是“追随”父辈早早辍学打工。

　　而与此相对的是，在内外交困的经济大环境下，以往大量雇用低水平劳动力的制造企业要么转移、倒闭，要么就只能瘦身过冬，或者狠下心来进行脱胎换骨的产业升级。

　　徐鸿飞对去年樟木头镇南大针织有限公司的产业升级进程非常满意。该公司本来有1800名工人，是典型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镇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2007年南大针织投入了5000万进行设备升级，不但产值增加一倍，而且工厂里1800多普工也缩减为400多技术工人。

　　显然，无论企业选择哪条道路，教育水平和技能较低的普工都将是首先被挤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对象。在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未来更严峻的可能是结构性失业问题。

　　分化

　　然而，产业升级的步伐不可能因为“阵痛”而停下来，即便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依然会长期困扰着社会，农民工大军亦只能顺应形势，走向分化。

　　“我在百灵达已经工作了12年。”阿森是百灵达的一位老员工，在工厂干了12年，他不了解外面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唯一担心的是以自己渐长的年龄还能不能迅速在珠三角找到新工作。有人劝他回家乡，他向广西玉林的老家了解了一下情况，“玉林普工的基本工资一般是700，只比宝安少200左右。但是那边的经济前景没有那么好，工厂也不多，容纳不了那么多工人，回去说不定比留在这里找工更困难。回家如果不打工，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家里早就没有地了。” ——一边是双转移，一边是金融危机，另一边则是土地改革，处在三岔口上的农民工感到无所适从。

　　“出路之一是通过培训进行技能升级。”郑梓桢认为，这是目前调整结构性失业最可行的途径。

　　早在2006年，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就已经在全省组织实施了“广东省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计划”与“广东省百万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农民工培训计划”的主要对象是已在本省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含城镇户籍外来劳动力)；“百万工程”的主要对象是未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本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新生劳动力和农村退役士兵。

　　“广东省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投入相当巨大，如果农民工有相应的意识，应该能从中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无可厚非的是，对于本省农村青年及外来务工人员，政策的侧重还是有所差异。

　　显然，劳动力过剩的压力不可能全部由珠三角城市消化，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应该有所作为。“出路之二是顺应产业转移趋势，从珠三角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的新兴厂区；出路之三是促进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化新农村的回流。”

　　不过，大多数农民工依然缺乏危机意识。21日黄昏，再度绕回合俊厂区，剩下的人已经不多。清溪一家工厂的招聘人员正准备离开，她对当天的收获很满意：“一共招了几百人。他们对薪酬要求都不算特别高，待遇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工作的稳定性是有点担心，但还不至于找不到工作吧。很多工厂对普工要求不高，没有经验顶多少拿100元工资。”这是年轻失业工人们的普遍心态，“进修？免费的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啊，我们每天都加班到八九点，还是多赚点工钱实际。”他们不知道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背后，已是暗流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