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红包文化

　　《21世纪》：台湾医疗界也曾一度市场化泛滥、“红包文化”盛行。长庚医院如何避免这种现象？

　　傅天明：对医护人员的管理，是医院管理的重点所在，特别是薪资改革。过去台湾的医师基本上领取固定薪水，但王永庆则引进美国向病人收取“医师诊疗费”的制度：以科为单位，将整个月的诊疗收入集中起来，再以据“三三三制”的比例进行分配。

　　也就是说，医院把各个绩效项目，如：年资、教学贡献、研究贡献、承担的行政任务、已有的职务等等，按照各占1/3比例分为三个部分，然后再通过计算点数重新分配。为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因为收入差距过大可能会引致医师或者偏重教学忽视诊疗，或者偏重诊疗忽视研究，长庚医院再根据每一位医师的年资和职务等因子设定奖金的上限，超过部分归入医院主治医师诊疗基金，用以补助主治医师的退休金、必要的进修学习、参加学术会议，以及那些收入虽不理想但又属于必设专科的医生。

　　如此的改革措施，使得医院在分配制度方面做到了既公平又有效率。较高的收入，也免除了医师们利用下班时间外出另谋差使的必要性。同时也因为严密与严厉并重的监督措施逐渐落实到位，消除了盛极一时的“红包文化”。

　　《21世纪》：如今，长庚医院已在大陆开设分院，你本人也在为多家医院进行管理咨询。长庚经验能否在大陆推广？

　　傅天明：长庚医院在体制上和大陆的很多医院都不一样，但事实上医院的“内脏”总是一样的。由台湾公立医院“公办民营”的实施结果，可看出公立医院委托管理，将是最快达公立医院改革的方法。政府的职能就是建立明确标准、公正的评审制度，而监管医院的手段则是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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