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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方案应尊重东亚传统
本报评论员 熊仁宇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吸引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从形式上来说，这种重大问题的决定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向社会是值得肯定的，但社会各界的反应并不热烈。
问题出在征求意见稿的内容上，舆论认为该稿内容空洞、实际措施缺乏、利益相关方诉求杂糅并自相矛盾。关于医改的长期研讨形成了多种方案，而这些方案的彼此争锋已被媒体放大为公众所知。公众早已被各种方案吊高了胃口，希望此次出台的征求意见稿能给此前无休止的争论做出权威的判断，但这种“和稀泥”似的征求意见稿却再次将问题回避。如果医改主导部门到了征求意见稿之时仍然只能给出这种原则性、纲领性的方案，社会各界的不满是必然的。
从理论上看，医疗问题既不适合市场解决也不适合政府解决。医疗产品的使用完全为个人所左右，每个人的需求都是具体而不同的，就像计划经济所面临的难题一样，政府很难将资源按照不同的需求配置。而另一方面，由于医疗事关人类基本权利，完全市场配置却又容易产生与社会基本道德观念相悖的结果。正因如此，世界各国的医保方案要么体现“市场失灵”、要么出现“政府失灵”。例如，美国以市场化方法解决医保问题，供给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而在这里由于存在最后买单者，过度的供给总能找到需求，所以美国一直面对着医疗费用过高的难题。而世界上主要以“计划方式”配置医疗资源的国家都面临着过度需求的问题，过度需求的背后就是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
中国的各种观点也是纠缠于市场和政府资源配置权的问题，例如，政府补贴于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得出了既要补供方又要补需方的两可判断。这里补贴供方实质上就是政府配置的体现，而补需方则体现市场配置的精神，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潜在的问题都能有国际经验作为支持，无论哪种都是“跛足前进”。
家庭保障是我国乃至东亚国家民族传统的一部分，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着社会保障的功能。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国家也曾以家庭保障为主，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劳动力的流动，于是取代家庭保障的社会保障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完善。诚然这种法制精神下的保障制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因其发展而掩盖了其固有的矛盾。时至今日，社会保障的基本矛盾渐渐显露，且不论这种保障制度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错配，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家庭观念淡漠、劳动力缺乏都在相当程度上为日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致。我国在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之时应该注意保护我国仍然牢固的家庭观念，建立基于家庭保障之上的社会保障，而并非将发达国家“心头痛”照搬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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