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周锡

　　拖着伤腿疲惫回国后的王美群，不愿回首在日本的三年打工经历：每天15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低廉的报酬。但这些都无法与20多天前的那场梦魇相比——厮打、恐吓、跳车、无助的求救，还有跳楼摔成重伤的同伴。

　　今年8月下旬，6名在日本工作的湖北黄石女工，发现其工作报酬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向日本公司提出加薪的要求，却遭强制送返回国，女工们奋力抵抗引发冲突。如今阮汉霞、王美群、张琼3名女工已被迫回国，而张爱霞、段艳红、胡菊花3名女工还在日本，张爱霞脚部骨折住院。

　　此事引起中国外交部等部门的关注。本月9日、11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外交部已经注意到有关情况，正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核实情况。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要求日方迅速调查，维护中国女工合法权益。

　　16日，在王美群家的院子里，三位回国女工向本报记者详细讲述了他们在日本期间和回国后的遭遇，不时泪流满面。在女工看来，这场看似劳资纠纷的事件背后，其实是中国劳工在海外遇到的“非人格”待遇的集中体现。

　　在此之前，海外中国劳工因为劳资纠纷，曾发生过多起流血冲突，包括赤道几内亚的枪击喋血事件 (本报今年4月28日曾作报道)，那场冲突造成中国海外劳工2死4伤。

　　3年能赚20万元

　　王美群、阮汉霞和张琼三人出国前都已是孩子的母亲，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家里欠债，盼望能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王美群说，老公买彩票亏了很多钱，但在黄石打工一个月只能赚六七百元，难以改观生活状况。

　　今年33岁的王美群，是一位学服装设计的中专生，原先在一家国有服装企业上班，2003年该企业改制，一次性买断工龄后，王美群就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2004年，她从黄石东创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创公司”)得知，去日本从事服装缝制工作，三年能赚二三十万元。

　　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于是在该年的1月份，王美群去东创公司报了名，并在当月通过了面试、考核。当时，劳务介绍费、保证金、培训费等费用加起来，王美群一共向东创公司交了3万元，这3万元都是王找亲戚朋友借的。

　　然而，出国一直没有成行，等来的反而是东创公司董事长王香的 “招工电话”，要求王到其开办的黄石爱琳服饰公司上班。王美群说，她在那里做了一年衣服，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至晚上10点，每个月工资却只有三四百元，比当地同类公司要少两三百元。王解释坚持做下去的原因是：“不做不行呀，否则去日本打工就有可能被除名，以前也发生过类似事情。”

　　直到2005年12月，等待了近两年的好消息终于来了。

　　当月15日，王美群和东创公司签订了“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明确女工从事的行业和工种为服装缝制，时间3年，境外雇主为日本的商工振兴研究组合(以下简称“振兴组合”)。

　　当时有消息说振兴组合只是个中介机构，所以临走前一天，6位女工再次问王香她们去日本是不是做衣服。对此王香非常生气说，“你们去那里能赚钱就行了，问这么多干什么，难道这对你们很重要吗？”后来王香又说，她也不知道这组合是干什么的。

　　尽管如此，东创公司一再强调的“三年能赚二三十万元”的口头承诺，让女工们觉得值得冒一次险。于是2005年12月18日，王美群、阮汉霞、张琼等6名黄石女工，还是满怀憧憬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王美群说，去日本打工很辛苦已有预料，但一想到能赚一笔钱，还能学些管理经验，那回来后就可以干些别的事情了。

　　突变“洗衣工”

　　经过近一个月的日语培训，王美群等6人被送到日本Technoclean公司。这家公司位于日本山梨县中巨摩郡昭和町筑地新居669-2号，是一家比较简陋的洗涤公司。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被骗了”，阮汉霞说，之前东创公司一直坚称，她们到日本是从事缝纫工作，而且协议书上也明明写的是服装缝制。通过翻译，Technoclean公司社长内田正文告诉女工，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洗涤各类物品。

　　面对现实，无处申诉的女工们选择了沉默，毕竟洗衣服也照样能赚到钱。

　　在日本，学习女装及童装缝纫属于日本政府制定的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规定项目，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签证。但洗衣工作不属于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规定对象，也就是说不能招聘“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

　　“回来就意味着损失，交出去的钱是拿不回来的。”阮汉霞说，此后她们每天从早上8点半工作至晚上10点，周六还必须工作到晚上8点，只有周日能休息。加班工资为300日元/小时，每人底薪5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约3200元)，至于当地最低工资、加班费标准等，这群女工一点也不清楚。

　　有一次该公司搬迁至新厂址，公司各职员义务参与搬迁，公司给日本员工都配发了盒饭，唯独中国女工没有，社长的解释是“研修生不能给加班工资”。

　　阮汉霞说，2006年10月，日本的国际研修协力机构来检查时，Techno-clean公司突然出现了几排缝纫机器，并要求女工缝制围裙，而这仅仅只持续了一上午。

　　睡梦中都在工作

　　2006年12月，工作了近一年的女工们通过了考试，由研修生转为实习生。同期，王香来到Technoclean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王香向女工们每人收取了15万日元的押金。

　　转为实习生后，中国女工们的工作也发生了两点变化。从2007年1月15日开始，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半至晚上12点，较之前延长3个小时；加班费每小时350日元，比之前多了50日元。

　　这让之前一直处于高强度工作的女工再也吃不消了。阮汉霞说，除了洗衣服、睡觉、吃饭之外，她们过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了省钱，平时她们的生活也很糟糕，“几乎不敢到外面买东西，都是去买别人挑剩的菜。”

　　另外，公司原先承诺三年免费供应的大米和日常生活用品，这时也停供了。这引起女工的强烈反对，比2006年初，此时日本食用油将近上涨了1倍，大米上涨了25%，对中国女工来说，自己购买油和米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每天工作16.5小时，睡梦中都在工作。”阮汉霞说，她们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1个中国女工的工作量相当于3个日本工人。

　　灾难悄然而至。2007年1月21日晚12点下班后回宿舍，疲劳过度的张爱霞在一条马路转弯处，连人带车摔下约1.5米深的水沟里，造成额骨破裂、眼眉受伤，牙齿也被撞掉了3颗。王美群说，她一路飞奔背着张爱霞回到宿舍，发现她的嘴巴都张不开了，自己也满身是血。

　　事情发生后，张爱霞只休息了十多天，月工资被扣了2万日元，阮汉霞说，由于业务太忙，一个人几乎负责一个部门，张爱霞还是被强迫带伤上班，她时常觉得头很晕，更不能低头，工作量还是照样完成。

　　张受伤后，中国女工工作量反而加重了。阮汉霞说，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她们只休息了3天，连日本的新年也在加班。期间，中国女工和Tech-noclean公司就能否减轻工作量进行沟通，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一次社长内田正文说，你们是实习生，我叫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加班的。

　　阮汉霞说，鉴于固定的出货时间，女工们担心停工最终损失的还是自己，又不得不在别人的睡梦中开始新一天的高强度洗衣工作。

　　非正常性遣返

　　阮汉霞说，脸部受伤的张爱霞一直没有把摔伤的事情告诉家人。鉴于回国期限临近，张爱霞想在日本“整容”后回国。一次张爱霞去财务室，无意中看到中国劳工有两张工资表，实际工资报表远比另一张报表要低得多。

　　此前，中国女工向公司财务长要求免费供应大米和日常生活用品时，该财务长嘀咕了一声：公司每个月为每个中国女工向东创公司缴纳1.2万日元，向振兴组合缴纳1.8万日元。

　　后来，日本女工透露，她的工资每小时是1000多日元。这时，中国女工开始翻阅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的宣传手册，发现研修生的加班工资为703日元/小时，实习生为831日元/小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女工研修生的加班工资300日元/小时，实习生是350日元/小时。

　　认为权益被严重侵犯的中国女工们终于爆发了，和公司协商无果后，女工在8月20日向公司提交了“加薪申请”，决定在得到答复前不去上班。最后，社长内田正文答应22日下午3时前给予答复。

　　21日5点30分，中国女工向国际研修协力机构去电，反映她们每天15个小时高强度劳动和低廉报酬，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惊讶地说，按日本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研修生每小时底线在665日元。该人士建议她们向当地劳动部门求助。

　　还没等和劳动部门联系，22日早上7时许，还在睡梦中的张琼听到一阵急促响亮的拍门声。开门后，张琼看到内田正文带着10多个不熟悉的年轻男女冲进宿舍，二话不说拉着张琼等4位女工往外拽，反应过来的女工问怎么回事，内田正文气冲冲地说，要她们回国。

　　张琼等4位女工向内田正文解释，她们签证离到期还有近4个月时间，表示不愿走，另外工资也没结算。但内田正文根本不听，拽着中国女工往外拉，而中国女工抓着桌椅不愿走。张琼说，当时社长还动手打了她和段艳红一巴掌。

　　在奋力抵抗中，张琼、张爱霞还是四脚朝天被抬到楼下，段艳红、胡菊花也被拽了下来。这时，在宿舍楼下的马路上，哭泣声、叫喊声、厮打声响成一团，随围观群众越来越多。除胡菊花趁机逃脱外，其余3人仍在马路上和内田正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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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