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扭转企业艰难与税收增长这种倒挂局面？

　　郭新民的印染厂今年利润负增长，可另一方面上缴的税额却在大幅上升，不仅是他一家企业陷入了这种尴尬，再来看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国内GDP增长幅度已连续4个季度下滑，与此同时全国税收反倒依然保持了强劲增长，2008年上半年税收增幅达到了30.5%，创下本世纪以来中国半年税收收入增幅之最，如何扭转企业艰难与税收增长这种倒挂局面？减税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现在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就是过重了，如果咱们的宏观政策，如果要调整不好的话，中小企业就有可能是第一批的牺牲者。”

　　李炜光，是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从2006年他就开始呼吁减税，在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减税是个好政策》、《中国呼唤轻税政策》等一系列文章，在他看来，民众亲身感受到的税收负担已经是一种“税痛”。

　　李炜光：“如果税负是合适的，那么谁也没有异议，但是税如果过重的话，已经影响了这个企业的正常的生产经营，如果影响了甚至居民的个人的生活，那就变成一种税痛了。”

　　而认为目前我国税收并不算重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就认为税负轻重与否要看宏观税负，而不是盯着某一种税。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朱青：“从宏观的情况来看，中国去年的税收，整个占GDP的18.5%，跟其它的国家比，都是偏低的。”

　　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那么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主对税负实际感受究竟如何？我们栏目特别联合新浪网、和讯网进行了网上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68%的企业今年上半年毛利率为10%以下，89%的企业净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90%的企业净利率为10%以下，其中45%的企业是亏损的，而税收总和占企业税前利润比重超过30%的比例为57%，认为企业的税收状况和经营的承受能力相比属于税收过重或较重的占到了95%，而认为中小企业的税收应该下调的也是95%。

　　看来，绝大多数的网民是认为税收过高，并支持减税的。

　　那么我国的税收在国际范围内来看，到底算不算高？记者采访了国际知名的会计公司——普华永道的专业税务人员。

　　普华永道中国国际税务部主管合伙人黄富成：“我觉得中国的税还不是很重的。”

　　黄富成是普华永道中国国际税务部的主管合伙人，曾经在加拿大工作过十年，香港工作过七年，有丰富的国际税务经验，由于增值税在我国总税收中超过了40%，是我国最重要的一个税种，黄富成为记者详细分析了我国增值税的水平。

　　黄富成：“如果增值税的话，中国现在在亚洲来讲它基本上是差不多是最高了，跟日本、跟新加坡比较，它都非常高，但如果你跟欧洲的那些国家来比，他们大概都在20%以上，所以中国现在(增值税)17%，也不可以说很高。”

　　在普华永道提供的增值税对比清单里，记者看到，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新加坡为7%，中国香港为0；而欧洲国家增值税相对偏高，法国19.6%，德国19%，丹麦25%，与他们相比，我们国家实行的17%的增值税水平的确还只是一个中游水平，这也证实了朱青等专家认为我国税收并不算重的说法，但为什么李炜光等专家却认为对于我国民众税负已经是一种“痛”，黄富成的解释是“社会保障的差别”。

　　黄富成：“北欧有一些国家它的税率非常高，但它的社会保障非常好，所以人基本上交完税以后，所有很多生活上的一切，什么保险，医疗，国家都给照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交了很多的税，他也觉得值得。”

　　那么我国的一个企业在经营中究竟会交多少税，又会对收入造成什么影响？税务经理周华给记者算了一笔纳税的帐。

　　普华永道税务经理周华：“我们假定这个企业，它的销售价格是2万块钱，然后因为在中国，货物是要交增值税的，假定就是一个一般纳税人的情况下，它的增值税税率是17%。”

　　为了便于观众理解，周华为记者假定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家贸易公司进了一批10000元的货，然后用20000元的价格卖出，这笔生意的各种费用为6000元，其中人员工资2000元，其它成本4000元，对于这笔生意的净利润，股东们决定全部分光，成为他们的个人收入。

　　这家公司被核定适用于增值税，增值税率为17%，企业所得税率为25%。假设，股东们的收入均按照个人所得税率20%计税。

　　通过计算可以看出，税前利润为4000元，扣掉各种税后，个人股东取得的净股息是2400元，而整个过程交给国家的税包括增值税1700元、企业所得税1000元、个人所得税600元，合计3300元。也就是说，一笔价格翻倍的好生意，在总售价的差价中，政府通过各种税收拿走了57.9%，而股东们只能拿到42.1%。这里还只仅仅计算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这三个主要税种，而在实际的企业经营中需要交纳的印花税、土地税等小税种并未计算在内，也不包括各地方政府规定的各种费用。

　　“适时考虑减税让利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的支持。”

　　在今年两会的总理记者见面会上，温总理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而在今年整个的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国内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是首当其冲受影响的群体，那么，在多重因素都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要不要减税？要不要用财政政策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8月28日，多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不约而同地提出：适时考虑减税让利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的支持。

　　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我们觉得就是应该是通过适当的方式，应该减税让利，能够帮助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度过这么一个难关。”

　　郑功成，全国人大常委，这一年来，他考察了众多倒闭和濒临倒闭的广东、浙江企业，看到了很多企业生存的窘境，于是坚定地向全国人大提出减税的建议。

　　记者：“为什么您会特别强调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

　　郑功成：“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都是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如果说这一部分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地遇到困难，又得不到任何帮助的话，我估计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可能有相当一个数量，他是无法生存下去，我们要保劳动者的饭碗，甚至保饭碗比产业升级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讲更加重要。”

　　郑功成告诉记者，他之所以大声疾呼，是因为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去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数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占税收总额的53%，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郑功成：“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不能够对它们给予一些支持，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支持？因为支持它们度过难关，实际上是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

　　但是，对于今天中小企业遇到的特殊情况，减税是否必要，能不能救活得了面临困境的中小企业，专家们分歧严重。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这是其中的一项政策，但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朱青：“我们现在还要考虑税收公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可能有困难，那么还有其它企业也有一定困难，那么都强调自己的困难，国家都给减税可以不可以？”

　　郑功成：“我觉得是必要的其中之一，因为我们的税收增长得如此之快，我说这个不可持续，你不能一直以这么高的速度增长，那么什么时候放慢呢？难道要等企业困难了，大批倒闭了你再放慢吗？”

　　另外，我国目前对企业的税收有没有下调的空间，也是大家争论的焦点。

　　朱青：“企业收税有没有下调的空间，关键看我们的财政支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财政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卫生，这些方面，都是欠帐的，我们政府在这些领域要不断加大投入。”

　　记者：“那您认为，没有下调空间？”

　　朱青：“我个人认为，总体上是没有降税空间的，明白这意思吗？你这个税降，那个税要增加。”

　　而人大常委郑功成则认为，无论怎样调整，由于过去10多年，中国的税收增长幅度一直高于GDP增幅，减税应该是总体趋势。

　　郑功成：“一个国家的财政它总是占一个国家的GDP财富中间的一个份额，这个份额不能老是那么上升，10年前，我们的税收只相当于GDP的10%，我们十年让它翻一倍，在GDP的这个蛋糕里面，你过去切1/10，现在切了1/5以上啦，难道你还要变成1/3或1/2吗？所以减税是一个总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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