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海农商行涉案一事，人民银行研究员邹平座认为，“此案发生并不意外，其他省市的问题不比上海少”。从全国来看，许多农村信用社以及由农信社改制设立的城商行，在经营管理上都有漏洞，而此次上海农商行的案发正是最典型的例证，值得引起监管层的高度重视。

　　由于农信社长期驻扎在农村、发展壮大，从基层各支行的体制结构来看过于陈旧，同时人员素质相对大型国有银行、外资银行也有相当大的差距，是中国现有社会环境下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邹平座认为，这种金融机构本身存在很大弊病。在一些地方上，信用社和县、乡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关系，甚至存在内外勾结的情况，有些信用社甚至摈弃基本的信贷原则，发展起了集体经济。

　　在1990年代末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后，许多农信社改制成了现有的城商行，然而在改革关键的体制问题上，却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农商行大多归为政府管理，而并非改制成了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银行，也就是说，虽然换了门面，但从内部体制上来说，城商行并没有实质性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城商行在最基本的信贷管理问题上，仍然难以控制，导致案件频发。

　　某深圳城商行内控部门人员也告诉记者，像上海农商行这样的案件确实非常容易发生。即便“证、印、押”三要素分开管理还是难逃合谋的危险，管理者只要集体参与偷盗，监管就会形同虚设。

　　由于这些小型城商行在保证措施上本身存在监管漏洞，许多问题发生后都有有关方面来“捋平”，因此在贷款核销、票据质押等多个环节，部分城商行往往存在无所谓的心态，出了坏账反正有地方埋单，使得银行在监管方面掉以轻心，同时助长了支行的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的想法。而一旦出现漏洞时，城商行往往也会采取隐瞒的做法，这也导致漏洞越来越大，最终无法挽回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要引入外国投资者。”邹平座告诉记者，多年来银行业不断引入外资，为的就是解决中资银行一股独大的机制，外资银行或企业资金注入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复制过程，将海外几百年的经验和管理模式注入中资行，这为本地银行的体制健全指引了方向。邹平座认为，现在应该是反思的时候，上海城商行的案发证明过去的体制类改革并不成功，如果体制化的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很难从根源上杜绝城商行的漏洞。在这样的情况下，银监会不妨考虑，对体制尚未健全的城商行、农信社单独进行特别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