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审权全部收归证监会

　　1995年，王益上任

　　王益到证监会的1995年，这个成立于资本市场蛮荒时代、一切仍在摸索之中的监管机构刚刚经历了一场关于规则的内部斗争。它的结果，是行政派战胜了市场派。

　　后者代表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山人物之一、现为中国投资总公司总经理的高西庆。对于监管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的察觉和警惕，是高西庆在1995年选择离开他一手参与创建的证监会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第一次辞职。”高西庆说，“我在任时，有一次听人讲，我们部门的职员下班后，被一家公司的车接走了。后来这个职员告诉我是因为顺路。我就此专门开会讲过一次，‘顺路接的也不行，不能给人家瓜田李下的感觉’。但是一些人的思想与纪律脱节还很大，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高西庆当时的职务是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这位1981年9月赴美留学法律、在华尔街担任律师、1989年回国担任“联办”(即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前身)首席律师的学者型官员，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酝酿时期最重要的两部启蒙型文件《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和《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的起草。显然，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里，他的西方经验遇到了挑战。

　　所有争论的焦点，围绕着证券监管制度设立之初，权力起点以及权力边界的规划;而权力的核心，又集中在证监会的“发审权”上。“证监会成立之初，很主要的一个内容是讨论发审权问题。”高西庆后来回忆，“当时我的态度是，这个权力的立法在市场。即使后来不得已而进行发审，我一贯的态度是应该放弃发审权。证券市场不是证监会或者任何一个其他政府部门可以左右其基本运作规则、确定其商品价值的地方。从长远看，这个作用只能由市场来起，应该把这个权力放回到市场上，不然各方面矛盾解决不了。”

　　但市场派的理论没有起作用。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是全世界100多个证券市场中唯一一个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市场。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政府积极筹建证券市场，各自制定了一套公司、证券规则。因此，即便按照发审权从一开始交给上交所和深交所，背后的主导者也是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地方政府。“这里不光有理念问题，也有利益问题。”高西庆说，“地方政府开始做证券市场时，印花税都由地方得，后来才一点点和中央政府分成。”

　　行政和市场之争的表象下，是中央和地方之争——行政发审权力向证监会集中，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高西庆经历的证监会时代的前期，发行仍是一个弱势部门，但1993年之后，这一局面就逐渐被改变了。“早期的发行部还只是做样子。”高西庆说，“1993年证监会开始发行审查时，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自己审查的企业就想直接上市。后来国务院协调的意见是，既然有了证监会，一定要证监会审，但地方政府已经审过的，证监会可以不实质性审查。由上海、深圳市政府报的几十家企业都这样上市了。”中央和地方长达数年的博弈到1997年画上了句号——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收，发审权全部收归证监会。

　　王益成了最终实至名归的行政权力的收获者。高西庆离任后，他所负责的发行部，被刚刚就任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所接管。和他的前任相比，王益显然是一位充满本土色彩的监管层官员。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王益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这段时间，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这些资源，在麻烦不断的股市蛮荒时代，的确显得更为有用。”一名接近王益的政府官员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