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空头支票”背后有制度性疏漏

　　周东飞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公布的“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和港澳台企业向灾区捐款捐物表（据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６月１３日，共有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谷歌中国、德州仪器、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贝塔斯曼集团、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等１１家企业，当初承诺的现金捐助尚未到位或未全部到位。这些企业共计承诺捐款１．９５４５亿元，截至６月１３日共计到位１５５３．４５３万元。（６月１８日《第一财经日报》）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国内外企业纷纷慷慨解囊，其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许。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还亲自出面，努力澄清“外企多是铁公鸡”的不实传言，指出外企在赈灾中关注灾情积极参与，他们的捐款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许多人对各种捐赠承诺能否兑现依旧担心，因为我们并不缺乏被国内企业“空头支票”耍弄的经历。１９９８年洪灾中，企业承诺捐款达６亿元，但是到当年年底，兑现到位的捐款仅有一半。在２００７年底的南方冰灾中，湖北省接受企业捐款１．０３亿元，但到３月份仍有３０００万元的“空头支票”没有兑现。

　　 “跨国公司到中国总会发生变异”，这样的判断似乎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捐赠秀”并非某些中国内地企业的专利。外企们显然并不接受这样的结论，在媒体公布上述丑闻后，有关企业纷纷喊冤。谷歌中国表示，捐款未到位是在寻找合适的第三方，有些报道是在把企业捐款妖魔化。而沃尔玛则说，没有随便捐款是因为在找合适的项目。贝塔斯曼表示，全部捐款项目将在未来３－５年内实施。另有一些企业，则对捐款的渠道和统计的数据进行了澄清。

　　 媒体曝光国际“空头支票”，显然无法与“恶毒攻击”、“妖魔化”扯到一起。企业捐赠以承诺为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承诺之前是一个道德问题，捐款的企业自然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但不捐款同样是企业的自由。然而，企业一旦作出捐款的承诺，则兑现捐赠诺言就成了一个法律义务。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美国法院引入了“允诺禁反言”原则来判定某些特殊捐赠案件。按照这一原则，用于教育、健康以及救济穷人的慈善性捐助，必须说话算数，否则会强制保证诺言的兑现。我国《合同法》同样明确规定，救灾扶贫等赠与合同不得撤销。

　　 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就认为，那些外企的自我澄清或辩护就真的毫无道理可言。从沃尔玛、谷歌中国到贝塔斯曼，他们谁也没有明确拒绝兑现捐赠诺言，他们所强调的不过是时间问题、条件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指责他们是在钻法律的空子。不过，有句法谚叫做“法律的空子就是用来钻的”，或者也可以表述为“法不禁止即可行”。这些企业以制度性的漏洞为自己声辨，对于破解中国慈善的制度性困局未必不是好事。

　　 中国慈善事业的困境，不独表现为慈善意识的长期稀薄状态，更呈现出慈善制度的疏漏无依。尽管有一部《公益事业捐赠法》已于１９９９年实施，但实践表明这部法律过于粗略，对于“捐赠秀”等问题基本上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具体条款。鉴于此，今年４月民政部颁布了《救灾捐赠管理办法》，专门针对“捐赠秀”制定了追讨、曝光等条款。但是，从这次国际“空头支票”事件来看，救灾捐赠依旧显得有些随意和混乱。没有证据表明，外企与有关部门或慈善机构签订了捐赠合同。进而，捐赠履行的时间底限在哪里，受赠人到底是谁，这些基本问题都处于模糊不定的状态。

　　 商务部曝光国际“空白支票”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如果真的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追讨捐款，胜算的希望却很渺茫。这却也是一个契机，一个弥补制度漏洞的契机。若慈善的机制运转正常，则“空头支票”必然最大限度地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