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长屿工资制度协商纪实 总理批示可总结推广

　　在这个浙东南的小镇上，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们，他们更愿意以己之力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上访、罢工……长屿的行业工资谈判，促成了劳资双方“公开表达”的可能，虽只是开始，但已向我们展示出一条未来的路径。

　　2007年11月26日温总理作出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又将成为全国复制和学习的对象……

　　长屿的办法

　　——浙江长屿工资制度协商纪实

　　□文/本刊记者　陈　玮

　　杭州向东，298公里。

　　到温岭，天已漆黑，高速旋转的车轮擦着路面发出低沉的沙沙声，道旁的高楼早已模糊不清，惟有各种制鞋、制衣、五金配件的广告牌闪烁于黑寂中。

　　入新河镇，沿公路两旁密布着三至四层的小楼，其间掩藏着各种制鞋厂、玻璃厂，长屿113家年产值共超过10个亿的羊毛衫厂，就在这些不起眼的灰色小楼中。

　　王新法的烦恼

　　公路边的一幢三层灰色小楼，是早年王新法走四川闯贵州攒下的第一桶金。

　　90年代毫无特色的建筑，如今看来更显笨拙。

　　从1992年，王新法开始做羊毛衫起，他就一直在这个小楼里生产生活。16年过去了，这个50出头的中年男人，早已在市区买了大房子，并且成为温岭市羊毛衫协会的会长。

　　长屿是新河镇的一个服务区，每年的3、4月份，工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向长屿，到8月，这里已聚集了上万名工人。喧闹的旺季开始了，密集的机杼声从8月响彻12月，而后，工人们又四散回家，而未来再聚的却寥寥无几。

　　汪云，三年前从四川来到长屿，在王新法的工厂里做包装工，后来就嫁给了当地人，留在了这里。旺季时，汪云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但很多时候会加班——从18点到21点。每月平均收入1500元，有时两千多，比她在广州打工的同乡高出许多。

　　但并不是每一个工人都能按时拿到工资，有些工人在一家厂子做了两个月，一分钱都没拿到。他们先跟老板讲理，甚至拍桌子，然后到温岭市羊毛衫行业协会反映情况，最后就是上访、罢工……

　　工人们罢工的原因相当简单——某个花形(款式)羊毛衫的计件工价比去年降低了1元，工人拒绝接受。直到厂方承诺整体工价在去年基础上上调，一切才又恢复正常。

　　此后，就如同上了发条的闹钟，工人们每年都会在旺季集中暴发一次，甚至有几次大规模的劳资冲突。

　　温岭市人事劳动保障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8月27日到9月6日，有8个企业168人就拖欠工资问题上访，其中一个企业有40人包车上访。

　　王新法回忆，早在1999年，行业内的几个老板就开始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整个行业的老板都为此焦头烂额始于2001年。

　　在此之前，由于工人大部分是本地人，冲突并不明显。随着有在温州、广州等地打工经验的外来人员的不断涌入，纠纷开始增多，上访、罢工开始出现。随着行业的发展，矛盾在随后几年变得愈发尖锐。

　　多年来，工人罢工不断，跳槽不断，这让王新法很头疼。

　　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间的竞争。羊毛衫的季节性极强，企业基本都在8、9月开始大批量生产和销售，而长屿的工厂始终缺少熟练工人，“旺季时缺工在四分之一左右”。短缺迫使企业以高工资招揽工人。但由于工人跳槽频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企业主又以各种方式阻挠工人离开，而拖欠工资，或扣下保证金就成为企业常用的手段。

　　如此循环往复，厂方生产、定单受到影响，工人损失收入甚至丢掉工作，而政府既为频繁的上访头疼不已，也担忧本地经济受到影响。

　　虽同在浙江，长屿却与桐乡大规模的羊毛衫企业不同，它的113家羊毛衫厂中，上规模的仅有12家，其余全是家庭作坊。这样的格局下，尽管确实有个别中小老板苛待工人，但“工人和老板的矛盾其实首先是老板和老板之间的矛盾”。于是，王新法开始召集老板自律自救——统一工价。

　　1999年底，一份由几个企业主自己商议的行业内部统一工价表悄然出台。

　　然而，随后两年，在老板与工人的反复角力中，这份由几个老板内部商议形成的工价表，并没有奏效，统一工价也没有真正形成。

　　但，这为日后真正统一工价，做了一次很好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