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Ⅰ：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

　　本报记者 迟宇宙 大连报道

　　王健林的故事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英雄史”：成功、迷惘、放弃、重建和回报。用这10个字差不多可以概括他全部的“英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不单薄，比喻虽然通俗但不庸俗。他像所有那些财富英雄一样，也用自己的故事诠释了一个全新的大时代中，人如何成为巨人。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面所未曾有过的大时代，它提供了剧烈的变化，新奇和困惑并存，危险和机遇充沛得如同南方的雨水。依靠过人的精力、意念和一副好身板儿，王健林从这个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人仰慕的财富代言人。

　　今天的王健林拥有很多值得夸耀的光环：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在漫长的简历当中，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很多人相信，王健林将赢得比现在更多的东西，譬如财富、尊敬、褒奖、光环和权力——至少万达的那些员工愿意这么认为。

　　王健林想得到的不止是财富，他更想赢得尊敬，并且实现自己一直的梦想。他知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也知道除了贡献财富和提供就业机会之外，他能为这个国家贡献包括人生信念和价值观在内的更多东西。

　　史前：从将军梦到生意场

　　在他创业之前，王健林拥有一份值得他骄傲的履历：他1954年10月出生在成都边上的都江堰。他的父亲是一位职业军人，拥有可供其回味终生的惊心动魄的阅历。王健林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成就来之不易，经过付出和牺牲才能获得。

　　与中国很多杰出民营企业家一样，王健林有着职业军人的背景。15岁那年他成为了沈阳军区的一个“娃娃兵”。在接下来的18年中，他用令人炫目的速度升迁着，2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整个军区都诧异的正团级军官了。

　　军队给予了王健林很多东西，除了共产党员、正团级军官、《解放军报》优秀通讯员外，还使他洞悉了信念、纪律和执行力对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原本那些东西并不能使他变得更为突出，但是机缘巧合，1986年，32岁的他离开了军队，转业担任了大连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他的天地一下子变得更为开阔。

　　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做将军，我父辈也是军队领导专业的，我当兵的时候家里希望，包括自己的想法都是在军队做一辈子，做一个将军。后来因为军队大裁减，转行了，开始做生意了。

　　王健林在那个“主任”的位置上仅仅干了两年，到了1988年，他终于在焦躁中作出了决定：他不甘心在公务员的位置上庸庸碌碌地走完自己一眼便能看到头的一生，他要离开“主任”，去干点富有创造和挑战的事情。他请缨主持负债149万元、濒临破产的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承接旧城的改造。那是个没人去收拾的“烂摊子”，他一伸手，别人就把它递过来了。

　　1988年底的时候，王健林注册了大连市西岗住宅开发总公司。“在当时，注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资金最少要100万，王健林就跟大连房屋开发公司借了100万元，还要扣除20万元的利息及50%的担保。在当时既没有办公场地，又没有工作人员，有的只是区政府淘汰的双体座农夫车，可谓是赤手空拳打天下。”有一家媒体这样描述道。

　　他干了那些没人愿意干的事情，只稍稍做了些创新，然后每平方米多卖了400块钱，就获得了成功。“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是做了几点创新，一是推出130多平方米的大户型，二是在北方率先设计了明窗大厅，三是采用了铝合金窗。”他说。他卖1600元/平方米——这在当时的大连叫“天价”，可是偏偏人们都买他的账。

　　“拆迁回迁问题杂、成本高，没人愿意干，我们是大连的第一个。”有一次他对一个访问者谈起将当年的棚户区改造成大连今天著名的“北京街”那段往事时说，“确实挣了不少，钱哗哗地来！800多套房子，一个月就卖完了，一下子挣了1000多万！”

　　这不是王健林赚取的“第一桶金”，事实上稍早前他启动的大连南山住宅项目通常被描述成他“新事业的基石”。那是他从承建商手中转包来的项目，王健林负责施工，双方四六分成。那个项目让王健林赚了200来万，也让他对未来没有了丝毫的恐惧。

　　　王健林的胆子越来越大，他的项目规模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利润越来越多。他开始在大连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用了两三年时间就使自己变成了“大佬”。

　　可是“大佬”很苦恼。他感觉自己就像被一根绳子缚住了手脚。他很清楚那根绳子的名字，制度，旧的制度让这家刚出现生机的企业缩头缩脑、缩手缩脚。

　　有一个在大连广为流传的故事说：为了辞退两个“霸道”的司机，王健林要跑到领导面前以辞职相要挟才能办到。

　　在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王健林则差一点跌进制度的陷阱里。“员工跟着我连续埋头干了两年多，第三个五一节，大家提议平时加班加点却不能加工资，能不能出去集体旅游一下，我想那也是应该的啊！”王健林他们包了几辆大巴，到一个景点旅了个游，开开心心过了个周末。

　　不幸的是，还没等他们回到公司，举报电话已经到了纪检部门。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有人告诉王健林，他这次得弄上个“警告”或“通报批评”的处分。不过王健林没有等来处分，因为一位领导去给他求了情，使他免去了处分，但“每名员工必须把公费200元补回来”。

　　王健林被深深刺激了，他开始研究企业制度问题。他想做更多的事。他得想办法扔掉绳子，摆脱束缚。幸运的是王健林不久就捞着了一个改变公司和自己命运的机会——1991年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准备在大连选3家企业作为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别人都不愿意干，王健林兴冲冲地跑去申请了。几年后，国有股彻底退出，万达变成了王健林的万达，王健林从一名“官商”，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民营企业家。

　　野史：足球不是圆的

　　尽管今天的万达集团已经成为“以商业地产、住宅地产、文化产业、高级酒店为四大支柱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尽管它已经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商业地产界的翘楚和领导者地位，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听说和了解万达都因为一支足球队。

　　有好几年时间，王健林都是那支根植于大连的足球队的老板，他为此投进了3亿多，收回的只有一个亿。不过令他欣慰的是，那些球员倒也争气，一口气给他拿回了好几个甲A联赛的冠军。可是那些人很快发现，老板要走了，黑哨、“足邪”和“假A”伤透了他的心——“足坛黑哨太猖狂；我们对中国足球已经失去信心，惹不起躲得起。”“一年几千万，我花得起，但是把名声搞臭了，我就赔不起了！”

　　王健林在退出的时候给中国职业足球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伪职业”。他说：“搞足球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职业’两个字，真正使足球变成一种产业，使所有的俱乐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评价职业化是好是坏，并不是看它是不是进军奥运会，进军世界杯，不能以它作为衡量职业化是否成功的标准，职业足球唯一的标准是俱乐部能够养活自己，能不能使这个产业生存一百年。”

　　王健林退出得恰如其分，他有一次欣慰地说：“现在看来，我们走得恰是时候！”对于足球，他所乐意进行的评价据说只有两个字——“扯淡！”

　　最扯淡的事情发生在1997年，发生在大连，发生在王健林的眼皮子底下。那一年中国足球最流行的一句话叫“金州不相信眼泪”。

　　那时候王健林负责承销金州体育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强赛”中国队主场比赛的球票。很多人都劝他说，票要一场一场地卖，因为赢了第一个主场后，后面会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千万不要卖套票，那样会少赚很多。

　　王健林没搭理那些人的好心相劝，他不但卖套票，而且还做广告进行促销。球票都卖光了后，他才告诉别人他的担心：如果第一场就输了呢？

　　第一场果然输了。作为球迷的王健林输了，但是作为商人的王健林赢了。

　　3年后，王健林终于意识到，足球在中国不是圆的，一切场外因素让它时圆时方，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他干不了这种混账事，也不想再为这乌黑的一片花冤枉钱。他对着他们说了声“拜拜”，然后一门心思地做他的生意去了。

　　告别了中国足球的是非地和名利场，回归一个普通球迷的身份，王健林开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公司的地产业务上。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商业地产模式——先找沃尔玛等大品牌谈判，在签署了租赁合同之后再盖商场。

　　王健林干得并不顺利。有一次他对一个采访者说：“第一次上门跟人家(沃尔玛)说，一口就被拒绝了，慢慢谈，一次一次上门谈，整整花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