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三化”与“三要”

　　-两会观察-车海刚

　　以“两会＋解放思想”为关键词，在Google上可以搜得219万个结果，百度上是69.6万个。继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的“6·２5讲话”和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高调重提思想解放之后，由广东等地再次掀起的思想解放热潮也蔓延到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争说思想解放、各路媒体齐议思想解放，一时蔚为大观。

　　这样的场景的确令人感奋。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或曰“胶着期”)，亟须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冲破阻力，继续向纵深挺进。

　　然而，浏览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们关于解放思想的言论，笔者不无遗憾地发现，或多或少呈现出几种值得关注的倾向，不妨称之为“三化”。

　　其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把解放思想“标签化”。有的代表发言时先给自己戴上一顶“思想解放”的大帽子，可是仔细听下来，所说的内容与思想解放并无多大关联。在他们那里，“解放思想”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用语、一种政治表态，或者说一种时髦的“标签”。

　　“标签化”必然带来“空洞化”。一些代表乐于大谈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必要性、正确性，就是避而不谈哪些领域需要思想解放、哪些人的思想需要解放、究竟应当如何解放……

　　比“标签化”、“空洞化”更糟糕的，是对解放思想的“歪曲化”。有些地方官员眼中的解放思想，仍然不外乎超常规、跨越式、实现GDP的跑步增长等等。美其名曰“思想解放”，实则是将“旧菜”装进了新“篮子”。有人还祭出了常与“解放思想”连用的“实事求是”的大旗，强调解放思想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先发地区可以多讲科学，后发地区还是要多讲发展”云云。

　　当然，思想解放无禁区，任何观点都可以发表、议论，这也是思想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需要指出的是，思想解放不是一个筐，可以随便拿来为我所用；思想解放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途径、一种手段。讨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我们希望达到的终极目标，这样的思想解放才可能驶入正轨。

　　当前提出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显然已与前几轮思想解放有很大不同。如果说，1978年之后的历次思想解放主要是为摆脱教条主义、极“左”思潮以及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今天的思想解放面临的对象则要复杂得多，既有前述这些旧思想、旧体制清除未尽的困扰，也有“左”倾思想回潮的冲击，还有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甚至“绑架”。因此，有必要为此轮思想解放定一下位、校正一下“准星”，笔者将其归纳为三个“要”：

　　第一，解放思想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表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温家宝总理在本次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解放思想是因，改革创新是果。”因此，解放思想必须避免放空炮，不能光喊口号、搞运动，而应落实为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改革举措，包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包括深入推进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解放思想要坚持践行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执政党在总结本国发展经验和吸纳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解放思想不能脱离这个总的框架，一切改革创新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依归。应当严防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架空科学发展观，更不能以解放思想为名、行违背科学发展观之实。

　　第三，解放思想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正是由于看到以往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才在地方率先倡导了新一轮思想解放。改革理论家周瑞金认为，改革开放30年把中国人由“政治人”变成了“经济人”，现在要把“经济人”变成“和谐人”。此言可谓切中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要义。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必须把“以人为本”奉为基本原则，满足并保障公民的各项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也应当是判定解放思想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