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层走上2008年两会舞台 主要利益诉求为5点

　　新阶层亮相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葛丰 孙冰 梁燕军/北京、上海报道

　　2008年两会，新阶层代表委员闪亮登场。他们所代表的群体，一个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有些陌生的词汇：“新阶层”，数日之内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3月3日下午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贾庆林主席在报告中谈及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时指出：要密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3月8日下午，主题为“新阶层人士谈社会责任”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一层新闻发布厅召开。哈尔滨翔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迎霞、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红宇、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健林、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方明五位委员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作为新阶层人士的代表，这是他们首次在全国两会上集体接受采访。高调的亮相吸引了众多中外媒体的关注。

　　“‘新阶层’跃上政治协商舞台”、“新阶层新群体更多代表委员登上两会舞台”、“新阶层进入政治最高领域”、“新阶层代表走进大会堂”、“新阶层登堂决策”......舆论为之侧目。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新阶层

　　贾庆林报告中提到的“新的社会阶层”(下称“新阶层”)，其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估算，新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

　　尽管成长迅猛，但是新阶层在其发育期的经历却往往与被漠视、甚至被歧视相联系。改革开放之初，素有经商传统的温州柳市镇迅速冒出了“螺丝大王”等“八大王”，可到了1982年1月，一纸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当时除了“螺丝大王”刘大源穿着背心短裤只身逃跑外，其余7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1984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与非公经济人士相类似，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相当一段时期内，一些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体制外艺术家，在国内却只能游走在主流的边缘。官方展览从不邀请他们，官方杂志也很少刊登他们的作品，只有那些隶属院校、美协的体制内艺术家才有资格使用这些平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顾历史很容易发现，作为改革开放自然产物的新阶层，其发展轨迹非常明显地正相关于前者，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时点上。譬如说，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中国的新阶层开始发育；再譬如说，1992年，改革开放进程明显加速，中国的新阶层相应进入壮大期。

　　关于这种相关性，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新阶层的出现与市场化、国际化相联系，其成员大多转化自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而在传统的体制中，一旦某个社会成员被划分到某一阶层，他本人及其后辈就几乎没有机会流动到另一个阶层中去。

　　与经济学家相比，新阶层成员更多地从自身经历来感知这组关系。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回忆说，1992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厂房，而在这之前的8年时间里，自己一直是租厂房，因为“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会变，很多人并没有太长远的打算。更何况地都在政府手里，政府又怎么会把地批给私人呢”？

　　南存辉在1992年拿到了地，刘永好兄弟也在同一年注册成立了希望集团。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从建国初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到如今多个阶层并存且不断分化出新的阶层，期间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而这其中，最近的两个阶段正是1978年至1991年以及1992年起至今。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大环境的变化，造就了如今一个充满活力、富民强国的新的群体。对此，用南存辉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营企业家，更没有今天的新阶层。

　　1978年，26岁的刘永好还是四川一所中专学校的老师，每天与粉笔和黑板打交道，在他的周围，如果某户人家养鸡的数量超过了8只，那就是在“搞资本主义”。

　　30年后，“下海”初曾被公社干部斥为“反了”的刘永好已经连任4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新希望集团拥有员工4.5万名，产值273亿元。在最新一期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他的排名是第12位，统计在他名下的财富为237.5亿元。

　　从变卖手表、自行车所得的1000元起家，到而今手握亿万家资，类似刘永好这样的民营创业者见证着中国非公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风雨历程。30年间，他们中间，有的人选择了离去，有的人选择了坚守，而坚守者，终于等来了更大的机遇。

　　走上两会舞台

　　如何对待新崛起的阶层，这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均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城镇就业中所占份额占已近75%，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占到近70%。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私营企业已经突破500万户，个体工商户已经突破2500万户。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解决了1.1亿人的就业。

　　在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中，非公经济部门的贡献并不仅止于自身财富的创造与积累。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为了奠定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不能仅仅着眼于对原有国有企业进行改造，而应当着重于发展新的民营企业。这不但是因为后者较之前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因为后者的进展形成了对前者的竞争压力并为前者提供了改制的资金、市场等条件。”

　　另外，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私营企业主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或边缘化群体，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私营企业主综合素质不断提升，高学历化、专业化和精英化趋势明显。

　　这种趋势明显的例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一般都是非公有制企业。同时，数以10万计的“海归”以及15万户民营科技企业，对推动我国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力量的提升，社会地位的稳固，加之自我认同感的加强，势必使得新阶层逐步增强其政治诉求。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工商联主席王植时直言：“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谁能创造社会财富，谁就自然会有发言权。”

　　面对新阶层逐步增强的政治诉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断致力于为其提供一种更加健全完善的政治诉求表达机制，尤其是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后，社会各界对于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态度再次出现质的飞跃。

　　伴随基本制度层面障碍的扫除，2005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提出，把各种新阶层的政治诉求纳入到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框架和制度中来，其中提到“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再次提出，人民政协“要运用包容各界、联系广泛、人才聚集的有利条件，了解和反映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愿望和要求”。当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其后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该文件明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逐步建立一支代表人士队伍”。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适时成为了展示上述指导思想的重要平台，这其中，作为最直观的现象，两会上新阶层、新群体代表、委员的不断产生与增加，不仅成为了中国社会结构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缩影，更体现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新阶层、新群体的利益诉求开辟了更宽广的渠道。

　　新阶层中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集中亮相全国两会始于2003年，当年产生的2984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计有55名私营企业家。而在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中，同样属于新阶层的律师人数几乎翻番，达到创记录的22名。在这22名代表委员的身后，是一个更为广泛的代表阶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律师已经达到了3000余名，人数远远超过上一届的1200余名。增长率达到100%以上。

    相关报道：

    “新阶层”委员解读“新阶层”

    刘红宇委员：新阶层不等于富人

    我国5000万新阶层手握10万亿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