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筹划对接大部制(2)

　　放权放到什么程度？

　　除去最直接的关键利益之外，地方政府静候“三定方案”的另一原因，便是“放权”究竟能够“放”到何种程度，据此设置地方政府的机构，才具有实际意义，否则即使设置了相应机构，没有实际职权，仍然没有意义。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但即便如此，不少政界人士都认为中央政府在审批权上，对经济运行的微观环节干预过多，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甚至明确表示，上一个“投资额10万、20万的项目，甚至还需要中央政府审批”，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情况。

　　“我甚至见过、听说过很多地方主要行政首长到北京，要约见中央部委的处长，这很说明现在审批权的现状。”屈万祥说到这里，情绪难免有些激动。

　　正因如此，在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了要求国家发改委减少行政审批对微观经济环节的干预，更好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和作用。很多地方主要行政领导都表示，他们最为关心的，除了新设的5个部级单位之外，便是国家发改委的职能调整问题，而这也将是不日出台的“三定方案”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工业与信息化部成立的背景下，审批权如何重新设置，事关地方政府设置对口机构的必要性。

　　“我们的方式是工业信息化厅和发改委同时并行。”罗保铭对记者说。他透露，海南省的方式，是工业项目上马的立项权仍在省发改委，但发改委在确认、批准立项之前，必须得到工业信息化厅出具的审批意见。不过，对于大部制改革推进之后，如何施行权力的分配与安置，他并未明言。

　　显然，“三定方案”又将成为其中的关键节点。“我们要等到中央明确放权放到地方什么程度，才能设置相应的机构，否则设了也没有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放权一定要有一个持续性才行，这些‘三定方案’中，也都可以表现出来。”前述不愿具名的省级领导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