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一号提案：环境税倒逼中国制造升级(2)

　　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以此作为其考核标准之一。而为了强化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法律责任。该新法规中还引入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双罚制度”，即对超标污染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对该单位负责人进行处罚，还取消了按比例和倍数罚款总额的上限。换言之，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企业，“污染成本”陡增。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透露，电镀、人造革、皮鞋、化工等易污染工厂产值超过温州企业年度总产值的一半，去年很多这类工厂都被要求停产整顿，大批中小企业干脆破产关门。黄曾获“2003年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称号，现任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

　　“我们的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主要还是靠成本优势，产品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较少，因此添置‘节能减排’所需设备往往会极大提高生产成本，”黄感叹说，“尤其是当前原资料价格飞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用工成本又大幅提高约三成，中小企业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

　　“环境税如果正式施行，将从源头上引导企业治理污染、提高工艺、改进管理。”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文一波认为，“而企业的产品成本将上升2%～5%。”

　　他建议，在印染、化工等中小企业集中的工业园区，可以采取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商的方式，解决资金匮乏难题，而且这样做的投入和运营成本，通常可比企业自行投资建设便宜二到三成。

　　他举例说，城市污水处理费用原来需要2000元/吨～3000元/吨，引入专业运营商后，一下降到了1000元/吨。不过，他也坦承，引入专业第三方污水处理投资和运营服务商，规模很重要，只有整个治污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1亿元，运营商才感兴趣。财力不足的中小企业，无疑要“扎堆”治污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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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污染企业退出不能武断

　　近日，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正忙于研究执行“节能减排”政策过程中，重污染企业的退出机制问题。

　　“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和能耗效率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如果严格按照治理达标的要求，很多中小企业最终将不得不关门大吉，”杨朝飞说，“当前必须尽快建立一个重污染企业的合理退出机制。”

　　他认为，随着《物权法》的实施，中小企业即便超标污染，也很难说关就关，强行关闭往往容易激化基层矛盾，或者迫使污染企业异地转产，地方税收流失，而且治标不治本。

　　他设想中的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应该包括三个要点：第一，当地政府须尽快制定本地的污染退出中长期规划，让本地污染企业有3～5年的治理时间，逐步落实相应关闭政策；第二，提前告知相关企业退出规划详细方案，为企业留下经营和改进余地；第三，向受环保政策影响企业提供一定的补偿，包括直接财政补贴，或当有关企业从居民区搬迁到工业区时，提供土地、基建方面的优惠政策。

　　“今天开会、明天贴封条的方式容易激化矛盾，应改变简单武断的行政指令性做法，代之以依法、理性的引导。”杨说，“这样才能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将利益攸关的政企双方的损失最小化，让彼此都更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