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彻底打破民营经济发展“玻璃门”

　　段晓燕

　　 财富越多，责任越大。

　　 一身西装，复星集团董事长兼CEO郭广昌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的步伐敏捷。他所领导的复星集团，曾创下中国民营企业海外上市最大募资金额记录。

　　 自1998年起步入中国参政议政的最高殿堂，他连续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本次“两会”上他一如既往，提案中少不了与民营企业发展相关的话题。

　　 “我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钱和钱要形成良性循环。”郭广昌坦言。

　　 他认为这一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民生问题的充分关注已成为一大亮点，同时，他也就进一步提升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给出自己的建议——“减税”，给企业用工以更大自由度，打破更多前进途中的“玻璃门”。

　　 减税，减税

　　 《21世纪》：作为人大代表，又是民营企业家，本次大会您特别关注哪些方面的议题？

　　 郭广昌：我一贯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是否形成了良性循环，钱的支出能否更好地促进社会财富再创造。

　　 今年温家宝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钱花到哪里去，讲得特别深刻，特别详细，从建设服务型政府角度来讲，非常精彩。

　　 《21世纪》：您在“两会”小组讨论中，着重提出要“减税”以减轻民企负担。这主要出于何种考虑呢？

　　 郭广昌：首要前提是，从“取之于民”的角度来看，近几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在大大增加。这几年，国家每年税收增长率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2007年国家实现税收收入超过5.1万亿，比上年增长32.4%，其中，民营企业纳税额大约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

　　 例如复星集团，2007年的销售收入、利润和税收等各项指标均比2006年增长100％以上，完成销售收入近400亿元、净利润超过30亿元、上缴国家税收超过80亿元，纳税总额连续四年排在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位。

　　 也就是说，国家越来越有钱。因此将财政支出更多用于解决民生问题，是对的，为留利于民、留利于企，创造了空间。讲到底，财政支出的用途，是令未来有更多的税收来源，让企业有良性发展，在税收政策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尤其应引起相关部门关注。

　　 具体怎么减、减什么税，都可以具体研究，但不管怎样，应当要有适当减税。企业税收压力太大的话，很难给员工更好的福利。

　　 《21世纪》：说到员工福利，这次许多企业界委员和代表，都提到了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郭广昌：《劳动合同法》的价值取向非常值得肯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者所得的增长，相对而言是偏低的。企业利润分配无非三个方面，企业股东、企业自身、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者所得上升速度并不是最快的，因此，对劳动者的保护和加强是应该的。

　　 但（承担这种保护的压力）要分解一下，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推给企业。尤其是长期社会保障方面，这方面政府应该做得更多更好，企业则应更多着重于短期保障，这样两者的角色会更和谐。

　　 所以我提议，在《劳动合同法》制定细则的时候，要将这些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如果一点都不给企业用工自由度的话，那么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会过快上升，竞争力会被过快扼杀，从长期来看，最终扼杀的是劳动者的长期福利，是企业的盈利能力。而企业是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扼杀企业盈利能力）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长期看国家税收反而会减少。要避免这种恶性循环的形成，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只有一个办法，那还是减税。

　　 需要再强调的是，我这里说的减税，和《劳动合同法》的价值取向并不对立，只是，我们需要从更建设性的角度，考虑到更多元、更长远的利益，制定各方多赢的和谐方案。我想这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原则体现吧。（笑）

　　 复星要学习GE、和黄和巴菲特

　　 《21世纪》：“三十六条”（《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已经有3年多了，在您看来，现在非公经济发展的环境是否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

　　 郭广昌：非公经济的发展还是存在“玻璃门”的。按照“三十六条”和上海“非公经济38条”，均要求对非公有制资本实行“非禁即入”，即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非公有资本进入的行业，非公有资本都可以进入，这些行业包括某些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社会事业领域、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等。但实际上，部分领域的开放还是非常有限，大量“玻璃门”依旧存在，（非公企业）一头撞上去，还是发现有门槛和障碍。

　　 《21世纪》：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这些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郭广昌：比如在金融服务领域，大中型民营企业对金融机构股权投资还是受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比如，对于入股保险公司，有关政策规定，国内企业每家入股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总股本的20％，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民营企业入股达到这个比例是非常严格的，而对于国有企业，则经常出现入股超过20％甚至是超过50％的案例。

　　 对于入股银行，有关政策限定，单个外资机构入股不能超过银行总股本的20％，但对民营企业来说，基本上是沿袭了入股不能超过银行总股本10％的规定，甚至超过5％就会引起关注。

　　 所以我这次建议，政府应该允许和鼓励一批规模较大、基础较好的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金融、证券、产业投资等金融领域中来，真正做到“平等准入、公平待遇”。

　　 再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目前国际PE均看好中国市场，纷纷从各种渠道杀入国内，但国内仅有国务院特批的三家中外合资PE和为数极少的国企控股内资PE机构获批，而民营PE并没有获得正式认可。

　　 《21世纪》：说到PE，外界有些人认为复星集团其实就是个PE，对此您怎么看？

　　 郭广昌：对于复星集团，我们的定位很清楚，我们有一块业务很像PE，或者说，我们有一部分业务就是PE。但从整个集团来看，更像通用电气（GE）、和记黄埔这种综合类公司。其实GE旗下也有PE机构——GE金融，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也有专门做PE投资的部门，最新的世界首富巴菲特也在做一部分PE投资。这表明任何一个大的综合类公司，都会有一块做直接投资业务的。

　　 本质上，任何一个PE都不一样，我们无法和其他PE做比较。从复星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要学习巴菲特的“坚持价值投资”，学习李嘉诚的“东方管理哲学”，学习GE的“公司治理、文化凝练和长治久安”，取各家之长吧。

　　 新兴市场制胜法则：对市场敏感

　　 《21世纪》：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方向，这对民营企业是否有影响？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民营企业最担心宏观调控了。

　　 郭广昌：应该说，货币从紧政策是个必然取向，而宏观调控是个常态。这么多年来，一直有宏观调控存在，无非就是往哪个方向调的问题。

　　 我注意到，温总理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请注意，“改善”这个字眼很重要，为什么要提改善？怎么改善？我的理解是，宏观调控也要尊重市场，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尊重这个基本制度，尊重市场规律，宏观调控是在以市场最大限度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市场、法制原则来进行的。

　　 宏观调控在微观层面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一方面，去年复星完成香港上市之后，资金比较充裕，另外企业规模也比较大了，再者环保和节能等也都做得比较好。

　　 《21世纪》：对于优秀企业而言，宏观调控是否反而是个机会呢？比如，更利于产业整合？

　　 郭广昌：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在任何时候，有实力的企业机会自然会更多一些。但机会多一些也不一定会赢，实力不够的企业也不一定会输，关键要看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新兴市场的企业，更要学会适应变化和调整，这也是企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

　　 对于复星而言，主要还是企业的内功扎实。15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复星模式”，这期间练就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团队，（这批团队）在优化和精化内在管理同时，建立了一套具备持续融资能力的系统，可以更好地持续发现中国的增长机会。

　　 《21世纪》：您觉得在新兴市场一家企业成功的最重要能力是什么？

　　 郭广昌：第一是对市场的敏感，最重要的也是对市场的敏感。

　　 市场是最直接的，所有的获得都是市场给的，能否判断、抓住和利用好市场的变化、机会和未来，极为关键。比如李嘉诚，他在这方面就很敏锐。李嘉诚让我最为钦佩的是两点，第一是他的为人，第二就是他对市场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