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表1.5亿人”

　　黄磊 吴红缨

　　 3月5日，胡小燕早早地起床。

　　 8点20分，从广东团驻地好苑建国酒店出发，胡小燕身旁的车窗外掠过她从小就知道的长安街。

　　 在阳光下沿着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拾级而上，胡小燕将和其他2986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听取并审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

　　 胸前的代表证显示：胡小燕，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是中国人大历史上的第一位农民工代表。

　　 同一天，在万里之外的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熊德明醒来得更早。

　　 6点来钟，她奔向自家的养猪场，把饲料搅拌均匀，喂食完，再步行20多分钟到自家的地里去种菜。

　　 晚上19点，她准时坐在了电视机前，“看看新闻联播，北京在开‘两会’很热闹”。

　　 熊德明，就是5年前那位拦住视察途中的温家宝，从而引发“总理讨薪”的农妇。

　　 3月5日这天，温家宝在总结政府5年来工作的报告中6次提及“农民工”，内容涉及从防止欠薪、增加收入到社会保障的方方面面。

　　 听完这些，熊德明感到温暖；而胡小燕则筹划着小组审议中的发言。

　　 5年，从熊德明到胡小燕，农民工这个拥有1.5亿人口的阶层在觉醒，在积极寻求着对自己意志的自主表达。

　　 5天：胡小燕的忙碌

　　 3月1日晚，胡小燕参加了广东人大代表团赴京前的最后一次准备会议后回到佛山，把3个月来已经翻卷了书皮的《人大会议制度汇编》、《人大会议组织章程》、《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书写指南》放进行李箱。上QQ问候了自己车间的几位工友，请他们从报纸上多关注自己进京后的发言，有建议随时给她打电话或发短信。

　　 3月6日晚10点，胡小燕还在自己的房间赶写7日上午小组讨论的发言稿，“很多代表能脱稿说得很顺，而我得写出来，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

　　 在京的5天，这位来自广东三水新明珠建陶有限公司的成品车间副主任，感觉更多的是压力，“比在车间还累”。

　　 毕竟，在此之前，参加人大会议对她来说还是从儿时遥远的电视画面里跳出来的一片完整的陌生。

　　 3月3日一整天，胡小燕都在接受国内外各种媒体的采访。提问千篇一律：“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民工代表，你关注什么社会问题？”胡小燕总是回答，“外来工的就业，外来工的子女教育”。

　　 她很少用“农民工”这个词，而更多地用“外来工”。

　　 “她基本上说的都一样，像是背好的稿子。”广东团一位随队的新闻宣传人员说。而广东团的一位代表也评价说，她就上述两个问题所谈的建议内容“相对空泛”。

　　 可是到了3月6日，这位农民工代表忽然“找到了感觉”。

　　 这天中午，胡小燕在广东团分组讨论中作了发言。她讲到，铁路部门不应只给那些异地上学的学生提供票价优惠，还应该给那些探亲的外来工子女以优惠。

　　 她联系到自己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的切身感受，动情地比划着自己的肩膀说：“我的孩子才这么高，我想让他们常来看我。”

　　 和胡小燕同在一组的广东团的一位代表听了她的这一发言感触颇深：“小燕的提议，如果不是在农民工自己的立场上来想问题是发现不了的，是那些经常说大道理的学者和官员提不出来的。”

　　 大家都觉得这一发自切身利益的发言比她前面提的两份建议都好，鼓励她写成文字性的建议提交大会。

　　 第一次来到北京的胡小燕在忙碌中成长着。她逐渐知道，自己有权拒绝媒体采访；她把机密的文件整理到记者的视线以外；她在自助餐厅里跟其他代表畅谈，了解自己不熟悉的行业，也把自己的经历和见解告诉陌生人。

　　 一个阶层的声音，在这个中国政治的最高殿堂里，通过胡小燕的口传递着。

　　 5年：熊德明的幸福

　　 2003年10月27日，熊德明拦住走过她家门前的温家宝，诉说了做农民工的丈夫被拖欠2300元工钱的事。在总理的关注下，6个小时后，她拿到了被拖欠的工钱。

　　 熊德明不喜欢媒体的喧嚣。2004年12月，熊德明结束自己在重庆的打工生涯，回到龙泉村，在2005年5月8日这天建成了自己的养猪场。

　　 猪场连同旁边新建的一楼一底新房，共花了十三四万。钱部分从亲戚所借，另6万来自当地农信社的贷款。农信社宽限了还款期，她只需在年底支付利息。

　　 熊德明觉得自己很幸运，“这和县政府的支持，和温总理接见带来的名气有关”。

　　 3年下来，熊的猪场共赚了20来万，“去年猪肉涨价，利润很高，一下就赚了10万多”。龙泉村村支书黄践说，熊德明一家在全村算是富裕的一批了。

　　 猪场的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出栏几十头，到今年有望出栏五六百头。熊德明说她最终想“达到3000多头”。

　　 开始两年，因为没钱买饲料，只能通过采猪草或找餐厅的剩菜，自煮饲料喂猪，非常辛苦。今年县里一家饮料公司，搞了个“万户共同成长项目”，承诺农民可先用饲料，待猪卖出后再付款，熊德明被公司选中，“不用再煮饲料，轻松了很多。”

　　 除了扩大生猪养殖，熊德明还想向经营猪肉类产品方向发展，“最大的心愿，是有一天，能将这些产品亲手送给温总理品尝”。

　　 熊德明家有两张2003年受温总理接见的照片，小的是由新华社记者提供，大的是她在重庆打工的公司帮她放大。她都挂在了墙上。

　　 熊德明很关注这次有3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农民工最清楚农民工的困难，可以给国家的三农政策提出好建议。”她认为。

　　 经历了5年前的那一幕传奇，熊德明也在成长。她学会了一一记下来访媒体和官员的电话，遇到求助的农民，便代他们咨询，或指导他们通过何种渠道反映困难。

　　 5个月：首位农民工代表产生

　　 2008年1月21日下午，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广东代表选举的投票在举行。773张选票中的740张成为了胡小燕的赞成票。

　　 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就此产生。当选时间比另两名农民工代表早半个月。在她的身后，是广东全省3000多万农民工，而在全国，农民工人数已达1.5亿，超过俄罗斯的总人口，并仍在以每年3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

　　 获知自己当选时，胡小燕正在新明珠建陶有限公司开2007年生产营销情况的年终会。“我看过短信后没有声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

　　 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在《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写明，“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

　　 随后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讨论认为：“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这么庞大的一个阶层需要有代表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到各地时，将省直机关名额分了一个给广东省总工会，要求它作为人民团体按照1∶2的比例推荐两名农民工代表候选人。

　　 “当时对农民工的界定有三个条件：农村居民、外省户籍、一线工人。”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成勇介绍说。

　　 到2007年11月，省总工会在省内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初步确定了候选代表的范围。2006年曾被评为佛山市“十佳外来工”的胡小燕和其他5名农民工经过履历筛选、政治文化素质考察、约见之后被地市的工会推荐给省总工会。

　　 胡小燕被询问过“对人大的了解，对人大代表身份的认识、当选代表后的打算”之后，成为了进入省人大常委会选举委两名农民工候选人中的一个。之后，是选举委和省委组织部的斟酌权衡，因为她外省户籍的优势而成为最终候选人。

　　 1月21日之后，胡小燕一边应对着媒体的猛烈攻势，一边在工作间隙和周末找车间的同事聊天。“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看有没有我没想周全的。”

　　 开始时她只找自己熟悉的人，后来意识到“要找不同地方来的人，找不同企业的，不同情况的，这样了解的情况才全面，进京发言时才不片面”。

　　 10年：一个农民工的异乡之旅

　　 胡小燕离开家来到广东，是在1998年。“那年我34岁，很多同乡在外面挣了钱，我也想出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

　　 丈夫的反对没能阻止胡小燕坚决的念头。她离开了初中毕业后就一直耕种的那块位于四川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大中坝村六组的农地，跟着姐夫来到佛山。

　　 对第一份电子厂的工作，胡小燕还算满意。尽管每月只能拿到几百块，但比在家里刨地强很多。

　　 后来，电子厂连续加班而不见加薪，胡小燕和其他站稳了脚跟的外来工一样，选择了跳槽。

　　 接下来的4年，胡小燕不停调换工作，直到2003年才稳定下来。目前她的月薪有2000多元。两夫妇还租住在公司提供的简单的民房里。她期待生活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

　　 进城10年，她发现城市有许多难如人意的地方。而且逐渐明白，很多问题单靠个人的奋斗解决不了。

　　 比如，她的孩子不能像城里孩子那样在父母身边上学；她的很多同乡终年劳碌却拿不到和市民工友同等的报酬。

　　 胡小燕的“代表意识”开始苏醒。“我是以农民工身份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肯定要为农民工说话，争取更多的权益。”

　　 3月6日深夜，胡小燕继续在自己的电脑上敲击接下来几天自己发言的稿。

　　 3月7日一早，熊德明继续早起，开始自己一天的忙碌。

　　 “到目前为止，农民工人大代表的标志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一些。”党国英直言，“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的完成，而不是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