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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深圳方案锁进抽屉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7日 08:08 21世纪经济报道
“方案锁进抽屉” 在各部门讨价还价之后,改革方案中确立的决策机构从3个变为12个,再到15个,最终的方案是21个。“最终的方案已经偏离行政三分的初衷。”马敬仁说。 改革的阻力还来自社会共识的缺乏。 在制订方案的过程中,连专家学者对改革的方向也产生了分歧。“这说明当时我们的研究不够,准备工作不足。”杜钢建说,公务员阶层当时对现代公共行政理念和“行政三分”的意义也缺乏足够的理解,大家普遍的疑问是:“什么部门是光决策,不执行的?”这样的困惑既来自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是基于对现实的理解。 当时已卸任的一位原深圳市领导也认为,“行政三分制”不科学,难以实行。因为政府的决策权往往集中于政府的常委会,不是一两个决策部门所能决定的。 改革在争议和阻力中沉寂下去。当时媒体的描述是“锁进抽屉,不了了之”。2003年春节后,深圳全力抗击“非典”。此后,杜钢建不再频繁造访深圳。 “反思它,怀念它” 作为深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专家,李红光也曾介入过“行政三分”改革的论证。她认为,“行政三分改革目标正确,提出了权力制衡的理念。流产的原因是方法有误,没有鼓励部门和公众参与。” 杜钢建也承认,由于机构改革涉及人事、机构调整,必须保密,“当时确实存在内部少数人研究决策的问题”。由于改革方案未能与各局深入沟通,导致撤并部门方案一经披露,便遭遇强烈反弹。 而马敬仁则总结说,5年前的深圳还不具备“行政三分”改革成功的几个重要条件。 一是非政府组织没有充分培育。政府有意剥离职能,甚至向社会机构采购公共服务,但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来承接这些职能。 二是改革缺乏社会的参与。改革的基本思想是分散决策权,扩大民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因此在当时的方案设计中为各个决策局配备了内、外两个决策咨询委员会,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但在当时,听证制度没有普及,缺少让民意表达的机制”。 三是根据当时的改革方案,与行政三分改革配套,政府还需要在内部建立若干平台,包括公共信息平台、公共法治平台、政府集中采购平台和公共人力资源平台等。而这些政府公共平台当时还很匮乏。 “今天的大部制改革需要吸取5年前深圳改革的经验教训,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可靠的方案;选择若干部委先行推进。”杜钢建说,要注意将行政三分和审议民主结合起来,由人大任命一批专家组成决策咨询委员会,分散行使和监督政府部门的决策权,不使新的大部委权力过大。 “还要给干部一个培训的过程,光说服几个局长不够,要依靠全体干部来执行。” 历史曾留下遗憾,但并未停步。马敬仁认为,尽管5年来“行政三分”的说法再也没人提起,但政府变革仍然是沿着决策、执行、监督三项职能相对分离和制约的方向推进。 而在深圳的一位观察人士看来,5年前那场痛苦的改革“初恋”留下的不应该仅仅是失败的回忆,“我们应该反思它,借鉴它,并且怀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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