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深圳方案锁进抽屉

　　“方案锁进抽屉”

　　在各部门讨价还价之后，改革方案中确立的决策机构从3个变为12个，再到15个，最终的方案是21个。“最终的方案已经偏离行政三分的初衷。”马敬仁说。

　　改革的阻力还来自社会共识的缺乏。

　　在制订方案的过程中，连专家学者对改革的方向也产生了分歧。“这说明当时我们的研究不够，准备工作不足。”杜钢建说，公务员阶层当时对现代公共行政理念和“行政三分”的意义也缺乏足够的理解，大家普遍的疑问是：“什么部门是光决策，不执行的？”这样的困惑既来自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是基于对现实的理解。

　　当时已卸任的一位原深圳市领导也认为，“行政三分制”不科学，难以实行。因为政府的决策权往往集中于政府的常委会，不是一两个决策部门所能决定的。

　　改革在争议和阻力中沉寂下去。当时媒体的描述是“锁进抽屉，不了了之”。2003年春节后，深圳全力抗击“非典”。此后，杜钢建不再频繁造访深圳。

　　“反思它，怀念它”

　　作为深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专家，李红光也曾介入过“行政三分”改革的论证。她认为，“行政三分改革目标正确，提出了权力制衡的理念。流产的原因是方法有误，没有鼓励部门和公众参与。”

　　杜钢建也承认，由于机构改革涉及人事、机构调整，必须保密，“当时确实存在内部少数人研究决策的问题”。由于改革方案未能与各局深入沟通，导致撤并部门方案一经披露，便遭遇强烈反弹。

　　而马敬仁则总结说，5年前的深圳还不具备“行政三分”改革成功的几个重要条件。

　　一是非政府组织没有充分培育。政府有意剥离职能，甚至向社会机构采购公共服务，但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来承接这些职能。

　　二是改革缺乏社会的参与。改革的基本思想是分散决策权，扩大民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因此在当时的方案设计中为各个决策局配备了内、外两个决策咨询委员会，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但在当时，听证制度没有普及，缺少让民意表达的机制”。

　　三是根据当时的改革方案，与行政三分改革配套，政府还需要在内部建立若干平台，包括公共信息平台、公共法治平台、政府集中采购平台和公共人力资源平台等。而这些政府公共平台当时还很匮乏。

　　“今天的大部制改革需要吸取5年前深圳改革的经验教训，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可靠的方案；选择若干部委先行推进。”杜钢建说，要注意将行政三分和审议民主结合起来，由人大任命一批专家组成决策咨询委员会，分散行使和监督政府部门的决策权，不使新的大部委权力过大。

　　“还要给干部一个培训的过程，光说服几个局长不够，要依靠全体干部来执行。”　

　　历史曾留下遗憾，但并未停步。马敬仁认为，尽管5年来“行政三分”的说法再也没人提起，但政府变革仍然是沿着决策、执行、监督三项职能相对分离和制约的方向推进。

　　而在深圳的一位观察人士看来，5年前那场痛苦的改革“初恋”留下的不应该仅仅是失败的回忆，“我们应该反思它，借鉴它，并且怀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