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SED将更多关注FDI审查

　　熊敏

　　 3月6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在华代表安凯彬（CHRISTOPHER ADAMS）就中美经济重大和热点话题接受了包括本报在内的数家媒体的小范围采访。谈到最近美国国会否决联想并购3Com案，安凯彬表示今年即将开展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将会对双方的FDI审查予以更多关注。

　　 SED关注中美FDI审查

　　 记者：今年SED对话关注什么？

　　 安凯彬：这个一直在变。有些事情是一直在谈，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不同行业的市场准入的问题。也有些问题比往年谈得更多一些。比如双方投资环境。这两三年中国针对外资投入审核和外资并购提出了新的政策。外国商界担忧是不是有更多的限制和审查要求会出来，审查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美国的投资环境状况也很受人关注。因为最近几年中国也在鼓励走出去，中国的企业正好对对美投资感兴趣，虽然现在投资额还很小，但是今后几年会快速增长。

　　 投资商对美国是不是欢迎中国投资也很关注。最近外资进入美国有了审查委员会制度，国会就改革该委员会程序正在制定法案。我们去年在第三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上同意成立一个加强这方面沟通的高层对话机制。

　　 在今年的对话上这个话题可能比往年更重要一些。

　　 美国对中国投资并没有什么担忧，相反很欢迎。美国商务部牵头新成立的一个Invest America计划，正好是鼓励更多国外企业投资美国的。招商引资现在也成了美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之一，以前他们只作贸易的工作。

　　 记者：那么联想并购3Com为什么遭到美国国会否决？

　　 安凯彬：这个牵涉到外资审查制度。只有个别项目会需要这种审查。你去看2006年，只有不到8%的项目国会进行了审查。对于某一个并购案我没有办法评论。偶尔有案子会受到审查，所有投资 90%以上是不需要这个程序的，也不会引起争议。

　　 总体来说很欢迎中国投资，不仅欢迎，也正在跟中国政府和企业促进这个事情。

　　 SED利于双方

　　 记者：你和你的机构对于下一次SED在做哪些准备？

　　 安凯彬：去年12月份我们作了第三次议程谈话，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谈第四次议程。具体的议程还没有定。

　　 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双边的经济关系问题有不同层次。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一样。一些需要很快解决的具体问题，更多的会在商贸联委会去谈。更多的宏观的问题会在战略经济对话谈。

　　 两个对话有这样的分工。这两个对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没有SED来谈宏观的问题，如果领导人没有对大的问题达成共识的话，你要想解决短期的问题会更难。反过来如果短期的问题没有进展的话，公众会想天天谈大的问题有什么用。

　　 记者：有人说SED只解决美国的困难不解决中国的问题，你怎么看？

　　 安凯彬：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中方也会提出方案。你可能SED只为了解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事实上也解决了中国外贸和内需不平衡的问题。

　　 金融领域的不平衡不能一直下去，中国政府也多次想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社保方面有更多的外国金融机构进入这个市场，有利于解决中国国内的不平衡增长。

　　 记者：美国在保险业有什么具体的项目在和中国谈？

　　 安凯彬：比如养老基金 enterprise annuities。美国在这个领域有经验，如果他能参与到中国这个行业的话应该会对中国的这个行业有促进。虽然会有竞争，但是最后会带动中国这个行业的发展。

　　 我们正在谈，这正好可以解决中国消费力不足的情况。

　　 多层次中美贸易对话机制

　　 记者：请介绍一下USTR北京办公室的工作？

　　 安凯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是白宫下属的负责制定和协调贸易政策和贸易谈判事务的机构，团队有200人左右，分布在美国本土和海外三个代表处，分别是WTO总部所在地日内瓦、欧盟总部比利时和北京。北京的办公室于去年成立，目前有4名员工。

　　 我们跟中国就各种贸易有关的问题进行对话和磋商。

　　 中美贸易包含三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对话，有中美商贸联委会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下面还有不同的小组，负责日常沟通。比如在谈医疗器械的认证时，在商贸联委会下面有技术人员和普通官员在做工作。

　　 很多贸易分歧是因为某一方不了解对方的政策和具体情况。所以高层对话和下面技术方面的对话非常重要。

　　 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下解决中美贸易问题时在美国政府当中的流程？

　　 安凯彬：使馆里面有各个部门的人，国务院（相当于中国外交部）、经济处、海关，如果牵涉知识产权，还要商务部的联合专利与商标局出面。

　　 USTR是贸易问题上的牵头单位，我们的贸易代表向总统汇报，他是美国政府内阁的成员。

　　 在中国我们是小部门，所以更多的还是跟其他部门合作解决问题。

　　 美国经济放缓影响中国

　　 记者：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会有哪些实质影响？

　　 安凯彬：肯定对出口企业会有影响。但是温总理3月5日提出的报告还是把重点放在通货膨胀。虽然我不认为中国经济过热，但是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放缓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只要变化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也多次提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比例应该更大一些。这个也会是我们将来开对话的时候重要的议题。

　　 因为对美国来说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不平衡，这个是重要原因。美国的消费太多，而中国这方面不足，太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我们一直在想如何促进中国国内需求。

　　 中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社保体制不完善，所以储蓄比较大，这限制了消费。

　　 我们在社保、保险和公积金方面也在进行对话合作。

　　 记者：你觉得影响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安凯彬：还是储蓄太多了，消费太少了。这个是基本因素。因此有很多有关市场准入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商贸联委会对话，有了SED之后对于大的问题有更多的对话也是有帮助的。

　　 储蓄和消费的不平衡的状态应该是除了两国自己处理以外，对话也有帮助。

　　 记者：一些总统候选人的经济改革方案中有对中国不利的贸易政策，你怎么看？

　　 安凯彬：你会发现每当竞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极端的言论出来。但是在美国政府竞选和施政是两码事。当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时，它往往会采取比较务实的手段。

　　 大选期间会有尖锐的评论出来，但是你看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时的承诺最后能成为美国政策的不多。

　　 我去年在华盛顿工作，我也参加国会听证会，你会听到各种评论也很多，但是你发现最后真正影响政策的也不多。

　　 但是我觉得对这个也不应该掉以轻心。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实质问题上没有进展的话，很多人会在其他的问题上有更多的话讲，把转移注意力移到这些问题上。

　　 金融数据服务争端是贸易问题

　　 记者：中美关于金融数据服务的产生争端并要求WTO裁夺，你对这场争端怎么看？

　　 安凯彬：这个是贸易问题，我觉得商务部对这个事情的回应体现了一种很成熟的态度，就事论事。注意到这个事情，同时也提到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解决世贸成员之间贸易分歧的手段之一。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都希望通过双方对话来解决问题。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律师的投入。金融信息服务的问题我们跟中方谈了很多年，没有解决。这时把问题交给中立的第三方来解决是一个办法，这避免使这个问题越来越影响两国关系。它不是引起而是避免贸易战的做法。

　　 记者：金融数据之争的矛盾在哪里？

　　 安凯彬：这是企业经营受到限制的问题。有三个方面。新华社在2006年9月颁发了新规定， 外国的金融信息服务商不能直接服务中国客户，而是必须通过新华社的分销商来实现。这造成了三个问题：入世对服务业开放的承诺、对原有的信息服务商的更多限制、监管机构不应该是这个行业与外国公司竞争的企业。

　　 中国的金融业也发展很快，你如果没有及时全面的信息，全球的金融市场就会吃亏，保证中国的金融机构能享有最好的服务对他们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