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介和：企业家应培养自己的疯癫(2)

　　希望成为一个公众企业家

　　本报记者：你自己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也接触了很多民营企业家，你怎样评价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

　　严介和：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夹缝中生存，自生自灭的，是苦海无边，又回头无岸的经济群体。一流的民营企业家，就必然是最优秀的，也是最苦难的，既是最可爱的，也是最可怜的。他站着应该是一座山，倒下也应该是一座碑。

　　我也想提醒中国的民营企业，当遇到危机时，无论如何要记住，最终还是靠自己。既没有神仙，也没有救世主。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优秀的，就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下来就是人物。

　　本报记者：你曾说自己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政治非常敏感的企业家，也在很多场合谈到对政治的见识。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从政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

　　严介和：我对政治是比较敏感的，我是一个讲政治的企业家。倘若让我从政的话，我会忠实地遵守三民主义，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想我是能够做到勤政为民的，这点我还是很自信的。但我想我这一生是没有机会从政了，我现在也没有从政的念头，如果想从政当年我就不会跳海了。

　　本报记者：如果严介和要在未来的企业家史上留下一笔，你希望是怎样的一笔？

　　严介和：我希望是一个公众企业家，而不是一个个人企业家，不是别人给我打工，而是我给别人打工。我一开始做华洋就在股东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不拿华洋一分钱的工资。华洋上百万的人，我不想他们给我打工，我要给这个群体打工。公众企业家也是公仆嘛，公众的仆人。我在北京做华洋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角色。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有丰厚的回报，而且个人的含金量也会得到尽快的提升。

　　本报记者：有人说，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都有原罪，你认为你的第一桶金有原罪吗？

　　严介和：亏5万不如亏8万，后来赚了800万，这就是太平洋的第一桶金。如果不亏，我这个苏北人能拿到订单吗？两眼一抹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就是从那里起步。今天的诚信是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利润。至于原罪一说，我不反驳，我理解。说明严介和可能创造的机遇、智商太高了。这充其量是智慧的原罪，不是道德的原罪，更不是财富的原罪。

　　我不怕辛苦，怕的是“心”苦

　　本报记者：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让你感到最满意的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比较困难的阶段？

　　严介和：最满意的时候应该是在国企的10年，和后来太平洋时期走向成熟的严介和相比，那时的严介和虽然处在成长中，但却是最幸福的。因为那时有地位，有身价，没有委屈，可谓是春风得意。当自己从成长走向成熟，倒是多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最困难的时候，是遇到不该发生的困难。应该发生的困难其实并不困难，因为那都是意料之中的。所以应该是困难的困难，我不会感到困难，心里也不会感到委屈，那是体苦、心不苦，或者说辛苦、心不苦；而不该困难的困难倒是辛苦、心更苦。太平洋2006年所受的苦，是不该苦的苦，所以是辛苦、心更苦。两个“苦”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不怕辛苦，怕的是心苦。

　　本报记者：你预言说，未来五到十年时间，中国传统中小企业要死掉99%以上。那么，中国的中小企业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严介和：中小企业2008政策融资在国内没有任何改变，从国家的利益来看需要你死掉，你不死我们国家怎么从无序走向有序，中国经济怎么从总量走向质量？五到十年时间中国传统中小企业要死掉99%以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经济从总量走向质量的时代，需要我们的中小企业做出牺牲，需要它们退出历史舞台。

　　未来传统企业唯一核心竞争力就是品牌竞争。没有品牌就拜拜，没有商量，品牌时代必然到来。不懂得塑造品牌，钱赚再多也没用。产业决定未来的时代已经到来，谁拥有优势产业，谁就拥有未来；在同产业中，谁拥有未来，谁笑到最后，谁就偷着乐。

　　欣赏的企业家：马云

　　本报记者：你有没有比较欣赏的企业家？

　　严介和：像张瑞敏、柳传志、牛根生这些人我认为都不错，特别是年龄比我小的马云。牛根生是比较正统的人，语言风格也比较正统，马云则是叛逆的面多一些。应该说优秀的往往是正统的，卓越的往往是叛逆的。这并不是说叛逆的都是有作为的，也不是说正统的都上升不到有作为，有作为的人既有常态思维的，也有逆向思维的，同时又有创造性思维的。我这个人也习惯创造性思维，过去我讲的都是老祖宗的话，现在都是讲自己的语言，这就从传承走向了创新。

　　本报记者：郭凡生写了一本书《管好我们的家族企业》，作为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你认为家族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严介和：民营企业以家族制为主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好现象。现在有一个误导，什么空降兵，家族企业中引入职业经理人，你看有几个成功的？凡是引进高管职业经理人的民营家族企业，99%都以失败告终，而且败得很惨。

　　家族企业成功的关键是血缘，这种血缘是没办法替代的。因血缘导致的情感纽带，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曾国藩为什么用湘军？很自然，太平洋建设也会用淮军。我就有体会，我的高管如果是外地的人，他中途叛变了，可以不会有任何压力地一走了之。而我淮安老家的人如果背叛了我，他是回不了老家的，老家的人是不会让他回去的，他怎么解释家乡人都不会听他的，这个压力他承受不了，他没有背叛的土壤。

　　努力当一名感恩的人

　　本报记者：你怎样判断自己的未来？

　　严介和：从我来说，我做了20年企业，20年掌门人，应该说是一位老船长了。经历了风吹雨打，应该说经历太多了。我懂得，人是有寿命的，航海的经验再丰富，你总有衰老的时候。这时候还是盼望寻求一个理想的港湾。哪怕严介和就是一位在海上劈风斩浪、所向披靡的航海老手，他也需要港湾，让他享受他的阳光、海滩、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这是我理想的生活，静下心来读读书，思考些问题。回头想想，人世的炎凉，岁月的沧桑，什么都经历了。

　　本报记者：刘小枫写了本书叫《这一代人的爱与怕》，你心中的爱与怕是什么？

　　严介和：我没有怕。我们这代人出生在饥饿的年代，成长在动乱的年代，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既成长自我又奉献社会，真的非常感恩，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怎么能有我们的今天呢？我们是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最前沿的群体，感恩珍惜的一面是无处不在的。我始终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说着感恩的话，做着感恩的事，努力当一名感恩的人。社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不仅要永远理解这个社会，也必须无条件地永远理解这个社会对我们的不理解。所以我只有感恩，没有怨言，包括06年的暴风雨我也没有怨言，没有那次的暴风雨洗礼，哪有今天严介和的身价？有人问我，如果我当时倒下来，会不会有怨言？我想会有，因为一个不该倒下的人你让他倒下，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我也会反思自己，如果功夫够深就不会倒下。这么多年来我深有感触，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情，第一感觉就是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究竟我哪方面做得不好，哪怕是对方的责任，被对方误解了，我也会反思对方为什么会误解我，而没有误解他人，是不是我与人家主动沟通得不够，没有主动推销自己，表现自己？我深深地懂得，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都不是一方的责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本报记者：有人称你是“中国最受争议的富豪”，总给人留下截然相反的印象。你怎么评价自己？

　　严介和：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只要对我有利的话我都听，忠言不利耳，良药不苦口，所以只要对我有用的话我都听，随时调整自己。从事业上来说，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地狱，从生活上来说，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我是这样一个人。这就叫稻子熟了，也就低头了，当农村的稻谷沉甸甸金灿灿最有份量最亮丽的时候也就低头了，走向今天成熟的低头，从敢为人先走到了甘为人后。